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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言論自由的民主鬥士───‌鄭南榕

跨越族群的童年經驗

鄭南榕出生於1947年9月12日，父親鄭木森於1934年從福州來到臺灣，在西門町落腳，並學習理髮，1946年與基隆人謝惠琛結為連理。

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鄭木森返回故鄉探望親人，留下懷有身孕的謝惠琛。2月28日，行政長官公署前衛兵開槍傷及抗議民眾，由於在場群眾眾多、廣播與報業發展興盛，消息與輿論很快地蔓延全省，更別提及當時鄭家所在的臺北市更是衝突與騷動的中心。本省與外省之間的長期摩擦也讓事態更為嚴峻，與外省人結婚的謝惠琛，在鄰居協助下，免於主張向外省人報復的不理性民眾傷害。

　　鄭南榕出生後隨父母遷往宜蘭羅東，七歲時雙親在羅東紙廠經營美容院與理髮廳。紙廠周圍社區裡，本外省人混居，讓鄭南榕看見了普通百姓在和諧共處、化解恐懼的可能。新聞媒體在戒嚴令（1949-1987）下遭受政府管制，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報導也幾乎完全消失，而親身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鄭家對此事的討論，則啟蒙了鄭南榕對政治的關懷與思想。他在第一次的求職履歷寫著：「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事件帶給我終生的困擾。」

接觸哲學，思想的初萌　

　　1963年鄭南榕讀完宜蘭初中後，放棄父親期望的臺北工專，選擇就讀建國高級中學。求學期間，他時常光顧牯嶺街上的二手書店，將購得的書籍印上鄭恆書室（鄭恆為南榕自取的別名）的章，並建立書冊清單。從書單可以看出，他閱讀的書籍種類繁多，但偏愛哲學邏輯。1966年鄭南榕考上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最終因志趣不符而休學，隔年考上輔仁大學哲學系，並認識未來的妻子葉菊蘭女士。

圖1. 就讀輔仁大學時的葉菊蘭與鄭南榕（資料來源：鄭南榕基金會）

翌年，鄭南榕轉學至臺灣大學哲學系，根據系上同學邱義仁對他的印象：「感覺他很特立獨行，在大學就有自己的看法，是個堅持己見的人，比如為了不修國父思想，甘願退學（無法拿到畢業證書）。」

這段時間，鄭南榕結識了引進西方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與提倡自由主義的哲學家殷海光。先前，殷海光因為多次在自由中國雜誌批評時政，著作遭到政府查禁，鄭南榕於1968年進入臺大時，曾至教職員宿舍兩度探望被囚禁的殷海光。從「鄭恆書室」中所列的殷海光著作《怎樣判別是非》、《思想與方法》、《邏輯新引》，便透露出鄭南榕對殷海光的敬重。面對殷海光的逝世，葉菊蘭一句「從來沒看過一個男人哭得這麼傷心」，足以表達鄭南榕對於他的敬愛。　

創辦《自由時代》週刊

　　1972年，自臺大肄業的鄭南榕與葉菊蘭在友人陪同下到法院公證結婚。起初葉家並不支持，來自岳父的擔憂，加上現實經濟壓力，鄭南榕在結婚後到1980年這段時間，將重心偏重在求職與創業。直到1981年，鄭南榕開始在《深耕》、《政治家》等雜誌寫稿。

　　然而，1970年代臺灣內部遭受了一連串內政與外交的變化，影響鄭南榕以筆桿論政的想法。首先1971年，臺灣因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與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開始出現對國家認同與國際地位的討論，社會情勢嚴峻，人心不安。因應外交上的挑戰，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被迫開放言論管道，尋求青年知識份子的意見，更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許多黨外人士（國民黨之外的參政人士）因此進入中央民意機構。1975年康寧祥、黃信介等人創辦《臺灣政論》雜誌，標榜為戰後第一本由臺灣本土政治人物興辦的雜誌，延續過去雜誌針貶時政的功能。

　　黨外雜誌與各地方選舉的黨外人士開始展開合作，擴大地方政壇實力。然而，1979年臺美斷交使蔣經國總統宣布無限期延長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間接使黨外力量失去選舉的宣傳舞臺，立場與當局對立鮮明的《美麗島》雜誌遂成為黨外人士的重要發聲管道。

　　1979年《美麗島》雜誌社在國際人權日當天，組織群眾遊行、宣揚自由與民主的訴求，卻爆發警民衝突，而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大舉逮捕黨外人士。　由於美麗島事件牽連人士眾多，成為國內外矚目的焦點，在美國行政部門、海外臺獨組織等地關注下，〈美麗島大審〉成為戒嚴時期難得允許海內外媒體的報導。美麗島事件讓黨外人士在隔年的國大代表選舉更加團結，以獲得更多臺灣人民的支持。

圖2.審判美麗島的警總軍法處第一法庭（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圖3.《自由時代周刊》創刊號，民國73年3月12日發行。（圖片來源：林靚融攝於鄭南榕紀念館）

　　1984年3月12日，經過充分籌備，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週刊。原先鄭南榕定期在《深耕》發表文章，但該雜誌因為刊出〈二二八事件官方記錄〉與〈盧修一案的迷霧〉兩篇，面臨停刊困境。另外，雜誌社內部也出現路線分歧，部分黨外人士對於鄭南榕的外省身分有所顧忌，成員間的不信任逐漸加深而難以繼續合作，成為鄭南榕創辦雜誌的動機之一。

　　當時政府對於雜誌社內容仍有所控制，但依舊具有彈性空間，黨外雜誌與民間公共輿論空間也得以發展。葉菊蘭回憶道：「南榕說要辦一本雜誌，自己創業。……我也不知道危險，想說頂多就是被查禁。」黨外新聞工作者司馬文武（本名江春男）也觀察到，當時雖然在戒嚴時代，但經過美麗島大審判後，臺灣社會已漸漸開放。然而，鄭南榕不願限縮於政府言論審查的的框架之下，不斷地試圖衝撞體制，以凸顯百分百言論自由的信念。

圖4. 於辦公室的鄭南榕（資料來源：鄭南榕基金會）

爭取百分百的言論自由

　　爭取百分百言論自由的信念，可以自鄭南榕〈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一文看出，鄭南榕以美國國務院對「李亞頻案」的聲明，指出李亞頻在美國辦報紙的自由是受到美國憲法充分保障，且言論、出版與傳播自由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基礎。而「中華民國憲法」也有同樣的保障，但蔣家父子與國民黨卻剝奪人民憲法上規定賦予的言論自由，無非證明他們是「棄民主如廁紙！」。

　　鄭南榕認為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基石，因為人民可透過質疑、發表意見達到發展獨立人格的目的。最初他以反戒嚴為號召，1986年5月19日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抗議國民黨長達37年的戒嚴。6月2日鄭南榕被以尋獲遺失皮包的理由騙至派出所（另一說是以約談名義），檢警以張德銘控告鄭南榕與王振輝違反選罷法，兩次開庭未到、有逃亡之虞將鄭南榕羈押。雜誌社人員多認為這是對鄭發起五一九運動提倡言論自由、反戒嚴的司法迫害。其後開庭審理時，鄭南榕說：「今天法院審判我就是審判新聞自由。」

　　鄭南榕不僅屢屢在雜誌上撰寫評論，他領導的《自由時代》週刊也常常衝撞政府禁忌與政商特權。例如跟進被主流媒體封殺的江南案，進行全面追蹤報導，包括連載江南所寫的《蔣經國傳》、揭露情報局涉入江南案、蔣孝武幕後指使竹聯幫份子赴美暗殺江南等的內幕。《自由時代》週刊也因此成為有別於其他黨外雜誌的存在，自始自終都在實踐「爭取100％自由」的初衷。

圖5.鄭南榕攝於《自由時代》週刊出版物前（資料來源：鄭南榕基金會／攝影張芳聞）

圖6. 1987年，鄭南榕參與立法院反國安法活動。（資料來源：鄭南榕基金會／攝影邱萬興）

組織街頭運動的思想家

　　《自由時代》直到1989年年底結束，歷時五年八個月，共302期，以其勇於挑戰禁忌的作風，誠屬不易之事。根據前《自由時代》週刊發行經理邱謙誠回憶：「剛開始，他（國民黨）是比較文明的手法，先用公文，講你違反戒嚴時期的法律，將你停刊。停刊以後，漸漸更加蠻橫，後來就用查禁的……」

　　在創社之初，鄭南榕便到處收集大學畢業證書，並向新聞局登記為發行人，作為被新聞局停刊時的備用方案。他前後共登記24張執照，建立起自己的印刷、裝運與行銷網路。

　　此外，鄭南榕成功地將社會運動與雜誌結合，這是當時黨外雜誌較為少見的操作模式。他主要發起過三次運動：1986年的「五一九反戒嚴綠色行動」、1987年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二二八事件40周年紀念行動」，以及1988年的「新國家運動」。

圖7.1987年2月，鄭南榕（左二）參與228和平日紀念活動（資料來源：鄭南榕基金會／攝影宋隆泉）

1987年鄭南榕於《自由時代》週刊社原址設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第一階段是與夥伴在全臺各地舉行遊行與演講會，包括臺南市民生綠園（湯德章律師被槍殺處）以及嘉義火車站（藝術家陳澄波公開槍決處）等，都是他們重要的宣傳地點。第二階段則是舉辦學術研討會、辦理遺族登記，在各地舉辦追悼會、籌設紀念館。從「二二八和平日紀念行動」中，可看出此活動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促使更多團體以行動來表示對二二八事件的關懷。

1987年8月30日「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於臺北國賓飯店成立，通過將「臺灣應該獨立」列入組織章程。一個月後，檢察機關將成員蔡有全、許曹德依叛亂罪起訴，隔年8月二人遭最高法院分別判處十一年與七年有期徒刑。在此事件漫長的審理過程中，逐漸擴展成社會對於國家定位的討論議題，鄭南榕把握了此次與社會對話的良機，與「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於1988年共同發起「新國家運動」，11月16日至12月25日全島行軍四十天，鼓勵臺灣人關切國家前途，宣揚新國家、新憲法的理念。　

圖8.1988年，新國家運動遊行雜誌報導。（資料來源：鄭南榕基金會）

「剩下的就是你們的事了」

1988年12月10日，《自由時代》週刊刊登許世楷的「臺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隔年1月21日，鄭南榕收到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1月26日誓言「國民黨只能捉到我的屍體，不能捉到我的人」，遂展開71天的自囚行動。對鄭南榕來說，主張臺灣獨立的行為，即是言論自由的彰顯，叛亂罪不僅是對臺獨的打壓，更是對言論自由的箝制，他決不屈服。

1989年4月7日清晨，軍警調展開攻堅，意志堅定的鄭南榕將自身反鎖於總編輯室，自焚殉道，享年42歲。鄭南榕以自焚明志，震驚各界，深深影響臺灣民主思潮，加速了言論自由的落實。1999年《自由時代》週刊雜誌社原址改為「鄭南榕基金會」，持續推動臺灣文化及促進臺灣意識。2016年行政院宣布將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希望人們享受言論自由的今日，不要忘記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