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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懷大愛的社會救助實踐者───施乾

胸懷大愛的社會救助實踐者───施乾

 

聰穎志學,考入公職

1899年7月23日,施乾出生於滬尾(今新北市淡水區),他的父親曾在警界擔任巡查補的工作,後轉為從事營建業,在當時施乾家境可算是小康之家。然而施乾並不因此而怠惰散漫,他自幼刻苦力學,從滬尾公學校(今淡水國小)畢業之後,順利通過甄試,進入臺灣總督府所設立的工業講習所(今臺北科技大學原創時之學校)就讀。在學期間,施乾的成績表現優異,也因此在1919年,他憑藉著優秀的在校表現,以臺灣人的身分,進入當時以日本人為主體、臺灣最高的公權力機構──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工作。

施乾進入臺灣總督府任職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當時日本因為歷經戰爭,國內經濟蕭條,也導致社會上各種問題層出不窮。1918年,日本爆發全國性暴動抗爭「米騷動事件」,在抗爭結束之後,日本政府設立了「社會事業調查會」,開始推動社會救助事業,希望能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而身為殖民地的臺灣,也因為日本國內社會的動盪,於1921年開始規劃振興社會的事業,而當時身為殖產局雇員的施乾,在1922年被派至艋舺地區調查,成為他日後關懷乞丐的契機。

毅然辭職,投身社會

因為要進行調查工作,施乾開始長時間的觀察乞丐生活。他發現,其實從正常人變成一名乞丐,心理狀態的轉折非常複雜,他曾經這樣描述:「即凡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者,實在沒有比乞丐更加徹底。」

施乾認為,乞丐的成因有很多種,並非全然都是社會大眾認知的懶惰、不思進取。社會大眾對於乞丐的不瞭解,以至於認為給予乞丐小小的施捨,就是在幫助乞丐了,然而施乾覺得這些施捨只會讓乞丐們更加依賴他人,喪失自己謀生的能力。

圖 1. 正在沉思如何撲滅乞丐的施乾

越是深入調查,施乾越對這群在社會底層匍匐爬行,只求生存的人們,感到同情與憐惜。在施乾進行調查的同年,被稱為「貧民窟之王」的賀川豐彥(1889-1960)來臺參訪及演講,賀川豐彥致力於貧民的救濟工作,也出版書籍來闡述他自身的理念,施乾在之後出版的書籍《乞食社會の生活》也提到了賀川豐彥《貧民心理的研究》的這段話:「古代詩人井倫走路走到天黑,來到某富豪家乞求一碗飯與一夜的住宿,但富者卻大肆斥責井倫曾盜竊之事,於是井倫不慌不忙地回答道:『衣食足後再聆聽仁義道德吧!』」。

2. 《乞食社會の生活》書封

滿足一頓溫飽是身為人最低的生理需求,如果連溫飽都無法被滿足,又有誰能顧全禮節、仁義呢?施乾也開始思考,乞丐們的生活往往非常艱困,他們的精神與意志都將逐漸衰退,若置之不理,很可能就此走上極端。

於是,施乾在1923年創辦了「愛愛寮」,收容無家可歸的乞丐,並於隔年辭去總督府的工作。他在《乞丐撲滅論》書中的宣言也體現了他的信念:「我經常願擴大自我,完善自我。然後我要將我的家族、近鄰、我所在島上的人,我的國家的人們,甚至全人類都納入自我領域。」至於為什麼要將收容乞丐的地方稱為愛愛寮呢?施乾也在〈乞丐救濟方案〉一文中寫道:「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以生命作賭注呼籲乞丐救濟,是堅信只有站在人類愛,人道的立場才能指望問題的解決。只有愛可憐人之心,愛敵人之心,才能指望真正的天下太平。」由此可見,施乾認為只有「愛」,才能達成救濟乞丐的理念。

秉持著這樣利他、博愛的精神,施乾一頭栽入漫長的社會救助事業中。1924年,日本深具宗教情懷的社會改革家西田天香(1872-1968),來到臺北演講,並前往施乾所創辦的愛愛寮,更贈予施乾兩卷掛軸,寫著:「一天不工作,一天不食」、「此心,此身,此生活」,這兩卷掛軸後來被掛在愛愛寮中,時時刻刻提醒著他,不要忘記創辦愛愛寮的初衷。

圖 3. 1924年西田天香來臺照片

 

篳路藍縷,堅持信念

創辦愛愛寮的初期,因為積蓄有限,施乾只好請求父親、親族長輩的協助,才籌措資金興建房舍,成功建立愛愛寮。

 

圖 4. 1929年愛愛寮院景

然而真正的難題,也在建立愛愛寮之後蜂擁而來。愛愛寮的運作需要極大的花費,施乾靠著寫作書籍傳達自己的理念,同時也補貼愛愛寮的資金。他在1925年1月出版第一本專門介紹乞丐生活的專書《乞食社會の生活》,書中系統性地揭示了乞丐的問題,同時也提出初步的乞丐救濟方案。同年12月,施乾更進一步的提出如何撲滅乞丐的救濟方案,出版了《乞丐撲滅論》,他在書中開宗明義地說道︰「吾人不承認社會上應存在乞丐,因為確信其有「不可有」,吾人必須從社會上撲滅乞丐,茲將有關意見闡明於後。」他認為,撲滅乞丐不是單純的施捨金錢,讓乞丐能有幾餐溫飽而已,應該是回溯到源頭,找到成為乞丐的原因並解決它,乞丐自然會漸漸消失。

愛愛寮的成立宗旨便是幫助乞食者回復人的生活。因此施乾會將乞丐們帶回愛愛寮,請一些學醫的朋友,如:杜聰明等人來愛愛寮免費義診。若是沒有疾病的乞丐們,每日都要協助維持院務、製作手工藝,徹底貫徹當初西田天香參訪愛愛寮時贈予施乾的卷軸上的信念:「一天不工作,一天不食」。

圖 5. 愛愛寮房舍及院民工作照片

1929年,愛愛寮已經開辦六年,從早期收容數十名乞丐的場所,迅速擴充為收容一百八十名乞丐的救助機構。收容人數的不斷上升,不僅造成收容空間不足,也讓開銷急遽增加。隨著街頭上乞丐逐漸減少,社會大眾也漸漸對乞丐的問題無感,捐獻的金額逐日減少,甚至不願繼續資助。施乾對於這樣的情況備感無奈,只能發表聲明書,聲明若社會大眾持續冷漠,愛愛寮將會解散。施乾也在聲明書中再次說明,自己努力實踐乞丐撲滅工作,只是做為市民的奴僕,希望市民能共同承擔乞丐撲滅的社會責任。

圖 6. 愛愛寮院民合影

解散聲明書發布之後,隨即受到日本政府當局的重視。因為當乞丐再度流落街頭時,對於社會治安、市容觀瞻等等問題都將產生影響,當時的官員紛紛前來視察愛愛寮,並發表談話,希望社會大眾踴躍捐獻。施乾發表聲明書的同年,愛愛寮開始獲得日本皇室的「紀元節御下賜金」,皇室固定每年捐助愛愛寮100圓。1930年施乾更獲邀至日本接受天皇表彰,獲得了特殊御下賜金3000圓。政府機關的重視及日本皇室的捐助,不僅是對施乾作為的肯定,同時也為愛愛寮窘困的資金帶來轉機。

 

宣揚理念,走遍臺灣

 

「儘管我會被看成何等熱心謳歌人道主義者,但不能輕率地將我與那些粗暴地或不知羞恥地揮舞空洞性人道主義者混為一談。」施乾在《乞丐撲滅論》這樣寫道。他具有人道主義的精神,同時也更擁有社會主義的實踐能力。

圖 7. 愛愛寮房舍院民的生活

他深知空有理想是無法解決乞丐問題,因此除了維持愛愛寮的運作,他也致力於向社會大眾說明撲滅乞丐的必要性,他四處演講,並在當時的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1925年1月7日,《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登了著名詩人連雅堂所寫的〈贈施乾〉,詩中讚揚施乾獻身於乞丐救助工作的德性,藉由這首詩作,可以看出當時社會上對於施乾的理念、行動,是極為認同且敬佩萬分的。

1926年12月,施乾更進一步將社會上的支持化為具體的行動。他創立乞丐撲滅協會,希望能幫助到更多的乞丐,同時也集結眾人的力量,逐步防止乞丐問題的發生。他也藉由乞丐撲滅協會,向日本政府申請寄附金,除了用在協會的開銷,亦可緩解愛愛寮的財務狀況。

施乾胸懷大愛,除了收容艋舺、臺北地區的乞丐外,他也親自前往臺灣各地,將乞丐們帶回愛愛寮收容。

收容乞丐的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畢竟乞丐在街頭乞討,所獲得的金錢足以溫飽,若是前往愛愛寮,雖然三餐無虞,但要付出勞力,做手工貼補經費,比起自由自在的乞食生活,自然是較為辛苦。

圖 8. 愛愛寮院民於院內從事生產的場景

施乾前往基隆要協助收容乞丐時,就曾遇過乞丐們聽到施乾要來,便躲藏在港口的各個角落,等施乾走後,再出來乞食。導致施乾無功而返。但施乾並未輕言放棄,他反而更常前往基隆,每次收容一些乞丐回愛愛寮,不過數次,基隆的乞丐便盡數被安置於愛愛寮,為當地居民解決了一大問題。

 

穩固根基,造福社會

日治時期,精神病患的醫療資源相當稀少,不論是醫生、床位,都非常難以取得。當愛愛寮度過經營危機後,施乾關注到精神病患的處境,當社會與家庭都無法提供有效且實質的醫療時,便有許多精神病患被趕出家門,淪為乞丐。發現這一點的施乾,開始著手興建精神病者室、收容室等專門收容精神病患的場所,並於1930年7月完工,成為臺北地區第三間可以收容精神病患的機構。由此可看出施乾創辦愛愛寮,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並不是只侷限於乞丐的收容,他更放眼到乞丐的成因、社會現狀,不斷調整愛愛寮的社會救助功能。

圖 9. 施乾為愛愛寮院民清理身體

1933年,施乾決定將愛愛寮改組為財團法人組織。這個決定代表施乾苦心經營十年的愛愛寮,不論是動產、不動產都將全數化為公有財,但對施乾來說,能實踐乞丐撲滅的理想,比擁有愛愛寮還要重要。若愛愛寮改組為財團法人組織,那便可以更加長遠的經營下去,幫助更多乞丐。

愛愛寮財團法人化後,依法選出的理監事,多數為當時社會上熱心公共事務的民意代表,不僅能夠透過自身廣大的人脈,號召更多民眾支持愛愛寮的運作,同時也能在各方面給予愛愛寮實際的幫助。

圖 10. 1936年愛愛寮全景

誠如施乾在《孤苦人群錄》中所言:「作為個人應不倦怠的進行自我反省的努力,作為社會人必須經常以社會批判者的身分,更深入、更廣泛的凝視社會。」

1944年施乾因為過度勞累過世於家中,自創辦愛愛寮以來的21年間,施乾以實際所為,實踐了他的理念。施乾過世後,他的妻子清水照子(1909-2001)接續他的事業,將自己的一生全數奉獻給愛愛寮, 愛愛寮後來改為愛愛院,延續施乾的志業,至今仍持續在扶助社會弱勢的人們。

參考資料:

社會領域
  • 施乾 Shih Chien
  • 1899-1944
  • 淡水出生 From Tams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