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張文環出生在嘉義梅山大坪。這座淺山的小鎮，與南投竹山一同被日本人認為有著全臺灣最貌美、繁盛的竹林，居民的生計大多仰賴竹子，並供應幾乎全島的竹筍、竹紙、竹材、竹罐頭等需求。由於家中擁有不少山林田產，且父親是竹紙廠的廠長，讓張文環從小衣食無虞，還能上書房讀書。
隨後，在市區讀公學校的日子深刻地影響了張文環，改變了他小時候「想當學校的老師，或能夠對雙親盡孝」的夢想，轉而於1927年負笈他鄉、前進東京。在日本岡山中學及東洋大學文學部就讀期間，他意識到自己對文藝的愛好，並如飢似渴地吸收知識，擺脫了過去書籍稀罕，所有手邊的文字作品如童蒙書、七俠五義、梁祝故事和歌仔簿都拿來讀的日子。
以《福爾摩沙》前進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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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了家鄉，張文環在東京的日子，反而眷戀起梅山風景，並開始思索臺灣文化的精神內涵。與丈人同住的居所，成為他與友人來往交遊的場所，張文環也因此漸漸成為留日臺灣人間的核心人物。據友人劉捷表示，當時他們見面所聊的不外乎是日本及歐洲文學界的發展，以及故鄉臺灣之事，臺灣的文藝活動、作家的活動等。
在東洋大學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想面對現實生活考驗以真正凝視人生，張文環決定休學，更專心地面對文藝。在與王白淵、吳坤煌、葉秋木等人合組的地下左翼社團被解散後，抱持著「臺灣的文藝運動必須由我等青年之手開始做起」的信念，他在巫永福的建議下，在1933年成立臺灣藝術研究會，並創辦雜誌《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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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一步步走在嚮往的道路上，但張文環的心中，其實滿懷不為人知的茫然與拉扯。除了背離父母的期許，使他們不得不把沉溺文藝的兒子當作廢物而死了心，還時常為了籌募資金而搞得困窘不堪，起先為開設咖啡廳而花光父母寄來的生活費、典當家財，後來又為了支援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的運作，而一再拜訪顯達尋求金援。在《福爾摩沙》上，他發表了第一篇小說〈落蕾〉；然而這份投注全部心力的雜誌卻銷量極差，出售的200本中就有150本退回，於是發行3期後便草草停刊。
1936年，眼前的道路終於柳暗花明，張文環以〈父親的臉〉獲選《中央文壇》小說甄選佳作，是繼楊逵後第二位在日本得獎的臺籍作家。這不僅讓島內出現「盛極一時的迴響」，也為他打了一劑定心針，並開始認真思考文學創作之路，不再只是抱持著「想要報告臺灣人的生活」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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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返鄉之旅
隨著戰爭逼近，東京的情勢愈發緊張，張文環與友人也因官方掃蕩異議份子的緣故而被捕下獄，1937年出獄後紛紛回到臺灣。回臺後，也許是因為在東京時與臺灣新民報社的羅萬俥、吳三連等人有過幾次往來，又或許是與主持《風月報》的徐坤泉、陳水田曾經合作，使他獲聘為《風月報》的首任日文版主編。但後來因理念不合，僅三個月便求去。
直至張文環第一篇長篇小說〈山茶花〉造成轟動前，他輾轉於翻譯、電影工作間勞碌。這篇被形容為「張文環（前）半生的自傳」的小說，在《臺灣新民報》連載刊出時，除了學藝欄主編黃得時譽為報紙漢文欄廢除以來「臺灣新文學運動空白期」的結束，同為小說家的呂赫若更讚美「完全是源自生活能力、浪漫、體內沸騰的血，是天才的所為」。
聲名鵲起的他，再次萌生辦雜誌的念頭。一方面是不贊同西川滿《文藝臺灣》的風格，一方面是為了讓臺籍作家能有獨立的發表媒介，於是在陳逸松、三井物產的金援，以及中山侑、工藤好美、呂赫若和黃得時等人的響應下，張文環於1941年創辦了《臺灣文學》分庭抗禮，後來銷售量甚至遠高於《文藝臺灣》。為拋磚引玉，張文環當仁不讓地於雜誌上發表多篇取材自故鄉生活的短篇小說，一時間臺灣文壇又重新熱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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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戰事不斷擴大，同年張文環也未能倖免地被總督府招募進皇民奉公會。他自言之所以不敢推遲，是因為有過在日本被捕的經歷，使得在此際的特別體制下只能唯日本政府馬首是瞻。攏絡臺人只是第一步，皇民奉公會對文藝的統制才正要展開──首先是「臺灣文化賞」的頒發，得獎人分屬《文藝臺灣》的西川滿、濱田隼雄，與《臺灣文學》的張文環。原本順利平靜的文學盛事，孰知卻在臺北帝大教授工藤好美的一篇文評下，掀起糞寫實主義文學論戰的滿城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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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的決戰時刻
工藤好美的評論，在抬捧臺籍作家的同時，又流露對於兩位日本作家的暗諷。後來，在當時文壇明星西川滿出面回擊之後，論戰急速升溫，幾乎捲入當時檯面上的所有作家。呂赫若氣得在日記大罵這是「文學陰謀家」的惡劣手段，而張文環則一再為己方撰文緩頰，將臺人的文學活動與皇民精神技巧性地混為一談，稱「我們孜孜不倦地努力體認日本精神」，努力避免無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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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場文學大辯論後，皇民文學的路線逐漸被確立。不久後，《臺灣文學》遭查禁，被《文藝臺灣》併為《臺灣文藝》。張文環、龍瑛宗等人先是被選為戰時思想文化委員會的委員，後來又與楊逵、呂赫若等一時之選的臺籍作家，被要求以戰爭後備勞動的臺灣人為題創作。1943年張文環以小說〈夜猿〉獲頒皇民奉公會第一回臺灣文學賞，故事以臺灣山林為背景，用四季遞嬗為敘事軸線，呈現孩童視角觀察到的人物群像，張文環小時在竹紙廠成長的生命經驗，也成為這篇小說的重要靈感來源。
然而，除了文學，官方對於娛樂產業的統制魔爪，也伸進了戲劇、電影、音樂中，例如陸續在各地演出宣傳皇民化的樣板青年劇。這樣的戲劇，當然無法滿足在日本留學時，曾接觸過最新潮劇場表演的張文環、呂泉生、呂赫若和林摶秋等人；1943年時，他們成立了厚生演劇研究會，意圖與當時主掌臺灣戲劇的松居桃樓比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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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演的劇碼，即是改編自張文環一年多前的小說《閹雞》。這部呂泉生形容「演的是臺灣人的悲哀、臺灣人對生活的無奈」的作品，儘管官方有意阻攔，甚至查禁劇中配樂〈丟丟銅仔〉，但仍無法打擊此劇首演的轟動與廣泛回響。
在戰爭最激烈時，看似無可奈何、只能輸誠的作家們，仍不斷遊走在官方的底線。儘管必須服膺總督府，張文環仍努力藉由描寫民俗、地方風土，傳遞他心目中的現實，藉由鄉土與殖民者在暗地裡進行游擊。
二二八事件的陰影
35歲時，張文環舉家遷至霧峰，先後擔任皇民奉公會霧峰分會主事、大甲庄庄長。這段期間，他因協助林獻堂的事業，而有了更多與農民接觸的機會，對民眾的同情也表露在他的施政中。
戰後，除了督導地方鄉鎮、發表多篇有關土地問題的諫言之外，張文環也試圖達成更積極的成效，於是在1946年投入選舉，當選臺中縣參議員。因為在議會中過於慷慨直言，一度「發出過激之言辭」，而在二二八事件後遭政府通緝；後來在林獻堂的保護與疏通下，才幸免於難。此後輾轉於能高署事務、臺灣省通志館的工作，並在羅萬俥的引介下轉往商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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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熱心公共事務的張文環，在二二八事件後卻戛然無聲了數十年，幾乎封筆。這場鉅變對他後續的人生造成不可抹滅的陰影，摯友呂赫若等「所有文學的朋友都在那事件時慘遭殺害」，加上自己也曾因被檢舉而遭追緝，使他儘管沒死卻「每天都在做惡夢」，因而決絕地「發誓不學北京話，不用北京語寫作」。
一方面是心理因素的抗拒、養兒育女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或許也是自己對語言使用上的堅持；曾一再強調「先要征服語言的運用，不然就沒有表現的手法可言」的他，在漫長的歲月裡成了「跨不過語言的一代」。張文環在遺作〈地平線的燈〉中，曾這麼描寫戰後的時代（或多或少也影射著自己）：「真是舉目所及一片茫然，無所適從⋯⋯精神上縱使有些餘裕，自己所指向的目標卻搖擺不定，一點辦法都沒有。」從1947年後的二十幾年裡，零零總總只有約五篇雜文發表。張我軍因而感嘆：「他的作家生涯卻從此擱淺了」。
後來轉往銀行業與旅館業發展的他，一度被人形容為「幫閒文學家」，使他難堪地向黃得時表示「您假如要把我向別人介紹的時候，千萬別說我是文化人，曾經寫過小說的，您只說我是做生意的人」。朋友來訪時，用日語聊的也只是年輕的經歷、「臺灣文化和臺灣現實各種問題」；文學之於他，彷彿成為舊日的夢，被遺落在很遠很遠的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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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臺灣人留下紀錄
1970年，在黃得時、黃靈芝與川端康成等人的激勵下，張文環才終於下定決心，拾起塵封已久的筆。當1975年新作《滾地郎》以日文發表時，距離他上一篇在1944年發表的小說，已經三十個年頭過去了，而當年意氣風發的壯年文學家也已臨垂暮。
自稱抱著要「替已死的朋友做些什麼」的心情而續筆的張文環，大抵也是為彌補「未能繼續文學與創作之途」的遺憾，而展開了「臺灣人三部曲」的書寫，企圖為日治末期到二二八事件中的臺灣人留下紀錄。他不只經常跟友人提及此計畫，還形容這三篇小說將是他人生中的代表作：「我還有兩部書未寫，以前寫的不是作品」。
跨越兩個政權，躁動的心靈卻始終難以安住的他，驀然回首卻突然瞥見了少年時的想望。作為被遺留下來的見證者，這位「徹底的寫實主義作家」，終至人生的最後一口氣，仍叨念著他未完成的三部曲。1978年因心臟病逝世，享年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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