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日本殖民臺灣的前三十年，西洋音樂已隨著傳教士的到來在臺灣紮根播種；也由於西洋音樂的引進與教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早期臺灣的西洋音樂，充滿濃厚的宗教色彩。

日本治理臺灣後，在臺推行現代化的學校教育，將音樂納入學校教育的一環，系統性執行西式音樂教育，使臺灣西洋音樂的發展，躍入新的里程碑。此外，因國語傳習所和公學校在課程安排上皆有音樂科目，所以日治時期培育臺籍教師的師範學校，遂成為教會之外，另一個培養西洋音樂家的園地。

初露音樂頭角：第一位留日官費生

1888年2月1日，張福興出生於竹南郡頭分庄（今苗栗縣頭份鎮）。出生於清光緒年間的他，自幼便展現不凡的音樂天份，五歲時無師自通學會胡琴，母親戲稱他的琴音為「蚊聲」，街坊鄰居對此津津樂道，稱他為音樂天才。

甲午戰爭爆發，臺灣政權易主，年方七歲的張福興開始接受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現代化學校教育，成為頭份公學校的學生。1903年，是張福興人生中重要的轉捩點，這一年，讀完公學校補科後，他考上當時臺灣人所能就讀的最高學府──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就讀師範部，張福興的音樂天份也在此時日漸展露。

由於公學校教師必須指導唱歌課，因此國語學校師範部也有開設音樂相關課程。張福興投注大量閒暇時間鑽研風琴等樂器演奏，並屢次在校內活動如「校友會音樂會」中登台演唱、演奏，他所表現出的音樂才華，也吸引了學校老師的注意。

當時臺灣人受日本教育體制所限，沒有高等、專業的音樂學校可讀，有志於深耕音樂的學生，多選擇前往日本留學。張福興於音樂展演上的優秀表現，使他獲得國語學校校長的推薦，提請總督府同意讓他以「官費生」身份前往東京深造音樂。於是，1907年，張福興進入東京音樂學校就讀，學習風琴與小提琴，開啟他的留學生涯。

異地的留學生涯並不輕鬆，張福興為了補足官費補助有限、無法購買樂譜的遺憾，於空閒時間一筆一畫抄寫練習所需的樂譜；而終日在家練習歌唱與演奏樂器，也頻頻引來左鄰右舍的不滿，甚至因此常常遷居、居無定所。

投身西樂教育及推廣

回到臺灣的張福興致力於音樂教育工作，除了教授正規音樂課之外，也額外撥出時間訓練樂隊、指導學生，更積極參與各項社會音樂活動，應公、私立組織之邀參加音樂會演出，如1915年在始政紀念音樂會中表演小提琴獨奏。

身為領官費至日本留學習樂的臺灣音樂家，張福興十分掛心臺灣音樂界的發展，不曾或忘自己肩上擔負的的責任──為臺灣的西洋音樂開疆闢土。1910年，剛從日本留學回臺的張福興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張福興氏音樂談〉一文，談到他對於臺灣音樂的看法：

雖然社會之進化，音樂亦因之而進化，社會之退步，音樂亦因之而退步。顧我臺歌謠樂界，殊不勘聞，蛙鳴蟬噪，聒聒然不堪入耳。……西洋人無論屠沽走卒，賣萊厮養，皆具有音樂常識……其餘精神上之快樂，無形的之向上，不待問矣。

文中流露出他對臺灣傳統音樂的批判之意，當時深受近代化音樂教育洗禮的張福興，與同時代許多接受日本教育的知識份子相同，都認為臺灣應追求西化改革與進步思想，包括音樂之路也是如此。

到了1920年代，張福興的看法開始有所轉變。1923年，他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臺灣固有音樂的振興、張福興氏的抱負〉一文，認為搜集、整理臺灣本土音樂才是臺灣音樂工作者的務實之道，不再一味提倡「啟蒙」，而增添更多「本土」的色彩，試圖在西化與臺灣鄉土文化中取得平衡。

1919年，張福興於花蓮港廳參加音樂講習會時抽空拜訪各原住民部落，對原住民的樂音及音樂天賦讚嘆不已，開始對原住民音樂產生濃厚興趣。3年後，他接受臺灣教育會的委託，前往日月潭調查水社原住民音樂，每日到水社中聆聽杵音與杵歌，將之記錄為樂譜，而後採集的歌譜以《水社化蕃杵の音と歌謠》為名，編入臺灣教育會編纂發行的《蕃人の音樂第一集》。

1934年，日本勝利蓄音器株式會社（勝利唱片公司）邀請張福興製作臺灣本土的音樂唱片，為了讓臺灣音樂更加廣為流傳，他成為勝利唱片公司的首任在臺文藝部部長。這段期間，張福興的創作能量與日俱增，他創造出介於西洋流行歌與臺灣傳統樂曲間的「流行小曲（新小曲）」，以漢式風格為主，融合西洋音樂伴奏，代表作為廣受歡迎的〈路滑滑〉。另外，他也改編原住民歌謠發行〈臺灣日月潭杵音及蕃謠〉及〈打獵歌〉等多張唱片，期待藉著唱片這種流行媒介，使本土音樂傳唱不絕。

隨著日本結束在臺殖民統治，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時代更迭，張福興逐漸步入老年，淡出樂壇。晚年的張福興因女兒過世，轉而進入宗教音樂的世界，即便如此，他依舊花費許多力氣採集佛曲，終身不倦於臺灣音樂的採集與教育，直到195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