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瑛宗，本名劉榮宗，因「龍瑛宗」與其本名日語發音相同而以之為筆名。1911年8月25日生於臺灣新竹州竹東郡北埔庄（今新竹北埔），為行商劉源興與彭足妹十位小孩中的么子。北埔本為泰雅族原住民的居住地，直到閩客族群進入墾殖才形成聚落。龍瑛宗幼年時不僅仍常在街坊見到泰雅族人身影，家庭命運也與之密切交織──祖先親族多與原住民衝突或被族人出草身亡，而父親在山區經營的樟腦事業也因之破產。

龍瑛宗自幼患有嚴重氣喘，體弱多病的他常與死神搏鬥，而兄弟姊妹或因故早夭、或因家貧出養，使他日後常因親人不幸而感嘆人生苦難，內心充盈悲哀無奈之感。

小時候的龍瑛宗好讀漫畫，沉浸於圖中人物的喜怒哀樂之中，也常與鄰居老少孩童聚集於自家雜貨店門前聽父親說書，講述古典章回小說，父親反覆講述的西遊、水滸等故事，亦逐漸啟發他對文學的嚮往。8歲時，家人將其送入彭家祠堂讀書，未料不久後私塾即遭日警全面取締、被迫關閉，龍瑛宗自此失去學習漢文教育的機會。

1920年龍瑛宗進入北埔公學校就讀後，日文遂成為他大半生閱讀、思考的主要語言。由於龍瑛宗天生體質孱弱，喜愛靜態的思考活動更甚於體力勞動。於公學校期間，他的寫作與語文才華初露，頗受老師鼓勵和肯定。尤其在導師成松先生引介《萬葉集》等詩歌作品之下，開始接觸日本和歌的閱讀與創作，對其日後文學創作之路影響深遠。

1925年從北埔公學校畢業後，家人希望龍瑛宗報考臺北師範學校。當時師範學校學費便宜、職業有保障，是臺灣窮苦人家嚮往的發展途徑。然而龍瑛宗雖筆試及格，卻因色弱、口吃等痼疾而面試落榜，只好在續讀北埔公學校高等科後，考入臺灣商工學校就讀。這段期間，龍瑛宗雖無足夠的錢買書，但只要有空就往村裡的圖書館或學校附近的書店跑，養成大量閱讀世界文學及吸收西歐思潮的習慣。

1930年，龍瑛宗以極優異成績從商工學校畢業，獲得學校老師親自推薦進入南投臺灣銀行任職，是當時臺籍人士相當少見的機會。看似風光的發展，卻在日臺差別待遇下接連面臨外調偏鄉、薪資不平等、奔喪被拒等挫折，只能在工作之餘寄情於閱讀與創作。1937年，龍瑛宗撰寫的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即獲得日本東京《改造》雜誌小說徵文的佳作推薦獎，使他一躍登上日本中央文壇，加入臺灣文學創作之列。

戰鼓聲中的心靈歌者

1937年7月，從日本領獎歸來的龍瑛宗，在半路上得知蘆溝橋事變爆發的消息。這也意味著龍瑛宗的文學生涯崛起時，前方已是硝煙戰雲籠罩。身為戰爭時期的作家，他的創作具有時代背景特殊的影響和限制。

從〈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開始，在龍瑛宗作品中也一再看到他內心自我與外在的深刻衝突感受。小說描寫一位殖民地努力向上的小知識份子，因為現實的醜惡殘酷，不得不借酒澆愁以逃避理想幻滅與生活挫敗，從此走向消極頹廢之途。

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總督府加速推廣皇民化政策，包括普及日語、廢止報紙漢文欄，禁止臺灣劇上演與禁說臺語等。臺灣社會因為戰事顯得不安，部分作家陸續離臺。三〇年代一度熱絡興盛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則在殖民當局壓抑下趨於沉寂，但此刻龍瑛宗才剛要嶄露頭角。由於他未能來得及參與三〇年代的文學盛況，因此只能在如《臺灣新民報》文藝欄等處斷續投稿，並積極將作品寄到日本內地雜誌如《改造》、《文藝》、《文藝首都》等刊物尋求發表機會。

龍瑛宗的知名度主要從日本中央文壇開始打響，初期亦較常接受日本刊物委託撰寫雜文或小說，成為四〇年代繼楊逵之後，在日本文壇較為人所知的臺灣日語作家。這段期間，龍瑛宗也先後加入臺灣詩人協會、《文藝臺灣》、《臺灣藝術》等文藝組織。龍瑛宗在臺北都會的業餘作家生活雖然漸上軌道，但1941年因其臺灣銀行職務調動關係被派至花蓮港廳。為追求文學事業成就，龍瑛宗幾經斟酌後毅然辭去銀行工作，返回臺北文壇，並轉任《臺灣日日新報》編輯。

1942年11月，龍瑛宗與張文環、西川滿、濱田隼雄四人同時獲選為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臺灣作家代表，足見其在當時臺灣文學界的活躍地位。然而，龍瑛宗對此也感到五味雜陳。一方面，能在臺灣文學界佔有一席之地，代表臺灣到東京參與文壇盛事，和日本乃至東亞各地作家進行交流，無疑是件值得高興的事。但在另一方面，此行迫於殖民者的壓力而不得不屈從其安排，無法自由表達內心想法，也為他帶來寫作上的陰影。

戰爭期間，臺灣總督府對言論檢閱更形嚴厲，不斷介入作家個人的文學活動，動員他們配合戰爭的宣傳活動。在龍瑛宗這段期間的作品裡，誠然可以看到作家的妥協和複製戰時口號標語的屈從，但從作家幽微情感的表述與文章情節的鋪陳中，也可以窺見對時代客觀冷靜的內省批判，體現臺灣殖民地知識份子在戰爭與殖民的雙重壓迫下所產生的煩惱和痛苦。

龍瑛宗的文學創作具濃厚私小說屬性，蒼白浪漫之餘卻不失對殖民社會的批判，呈現出解放殖民與族群融合的文學思想，並與當時以現實主義為基調的中堅作家如張文環、呂赫若、楊逵等人風格殊異。其早期作品以反映當時臺灣知識分子的無力挫敗為主，如《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白色的山脈》、《龍舌蘭與月》等，而後開始書寫一系列表現臺灣女性刻苦耐勞、自重自立的女性視角小說，如《黑妞》、《不為人知的幸福》、《一個女人的記錄》、《崖上的男人》等，在在展現與男性角色消極頹靡截然不同的積極韌性，隱喻堅持和反抗的潛在意圖。

龍瑛宗一生中文學活動最精華的時期，約莫是中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之間，深受戰爭影響，因而被作家鍾肇政稱為「戰鼓聲中的歌者」。在動盪不安的年代中，龍瑛宗的文學作品具現了東亞殖民歷史語境，讓我們看見一代臺灣知識分子在時代巨變中不願屈就現實環境挫折的精神高度──當帝國欲望與被殖民者利益相悖，龍瑛宗藉由調整書寫策略與當權者爭取斡旋空間，朝殖民地文化提升的理想努力。

壓不扁的玫瑰花

1945年日本戰敗，一時間臺灣人看似終自殖民統治中解放。然而時代更迭下，包含戰後復原、語言改換以及種種社會變遷，對龍瑛宗這類生於日治時期的臺灣文人卻充滿挑戰。如此衝擊體現在不同世代、階級或教育背景的臺灣人身上未盡相同，但大抵對日語作家的影響遠甚於漢語作家。漢文基礎薄弱的龍瑛宗，適應語言改換的能力相對受限。

1945年戰爭結束時，龍瑛宗已三十幾歲，不僅從頭開始學習中文有其困難，中文要運用自如到足以創作出優美的文學作品，其隔閡更不在話下──對一位作家而言，這點格外致命。

日本戰敗後，任職於官方報紙的他隨即面臨失業問題，直到1946年2月才經親友介紹南下擔任《中華日報》日語版的文藝欄主編。戰後初期，他曾嘗試中文書寫，但日文仍佔壓倒性多數。在日語仍未被禁止的期間，龍瑛宗深受「光復」新時代的來臨激勵，秉持強烈文學使命感，先後發表多篇隨筆、評論、詩作、小說，以擔任編輯之《中華》雜誌及《中華日報》日文版為舞臺，投身文藝施展抱負，堪稱戰前日語中堅作家中，少數有機會在戰後發揮文學歷練、接續拓展戰前文學與文化者。好景不常，長官公署在1946年10月底全面禁絕報章雜誌的日文欄，龍瑛宗又一次失去工作與發展舞臺，猶如斷了他的臂膀，使其無從再效力文壇。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其後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無數臺灣知識分子遇難凋零，龍瑛宗雖安然度過，但終究與多數臺灣戰前作家一樣，迫於政治社會情勢、文壇變化、語言改換、家庭生計等種種困難，沉潛輟筆近三十年。自1949年起，龍瑛宗進入合作金庫任職，從此蟄居臺北，成為一位平凡的銀行員。直到1976年以專門委員一職退休後，龍瑛宗仍心懷文學夢，亟欲重整旗鼓復出文壇。他憑藉多年來努力自學的中文翻譯舊稿，完成日語長篇小說《紅塵》，並陸續撰寫若干具自傳色彩的作品發表。

自八〇年代開始，龍瑛宗更克服語言障礙，開始轉用中文創作。除了1980年首部以中文書寫的短篇小說〈杜甫在長安〉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外，1982年他更以〈勁風與野草〉一作得到聯合報小說獎，並曾獲頒鹽分地帶文藝營「臺灣新文學特別推崇獎」榮譽，再創文學生涯高峰。

「我以為殖民地生活的苦悶，至少可以從文學領域上，自由地作幻想飛翔來撫平。現實越是傷痛，幻想也就越華麗。」龍瑛宗在他晚年曾這麼說道。1999年9月26日，龍瑛宗因肺癌病逝於臺北，享壽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