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楊逵出生在的新化市街。這座日治時期已頗具規模的臺南小鎮，位處連結平原及山區的要道上。靠著父親經營的錫製品商店，他小時候的生活堪稱衣食無虞。

1915年西來庵事件爆發，楊逵那年9歲正是上公學校的年紀，完全地改變了他的一生。他在門縫中目睹搬運砲彈前往「剿匪」的日軍，又聽聞兄長與鄰居栩栩如生的描述，使他童稚而純真的心靈遭受巨大衝擊。後來在就讀臺南二中（今臺南一中）時，楊逵讀到《臺灣匪誌》，對書中針對西來庵事件的官方說詞感到不滿，再加上熟識的小販無故被警察打死，使他在恐懼之外，油然而生一股反抗的情緒。

除了求學之外，楊逵赴日的理由還有一個──他想從父母安排的童養媳婚姻中脫身。這項傳統的習俗，無法被受過新式教育薰陶、年輕氣盛的楊逵所接受。中學還沒畢業，他就隻身逃向東京，更在隔海寄回家的書信裡，強硬地闡明要切斷與童養媳之間可能存在的任何關係。

楊逵在日本期間，正好是各種思潮、運動勃興的大正民主時期。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導致人心動盪，再加上甫成立的蘇聯（1922年）及共產國際（1919年）推波助瀾，使得社會主義思想在這個風雨飄搖的社會盛行一時。楊逵自言他在這段時間「很自然地像被捲進漩渦那樣，傾向於閱讀那一方面的書了」。

為了糊口，只能過著白天打零工、夜晚上課的苦學生活的楊逵，陸續做過水泥匠、土木工和送報伕等苦力，親身經歷了時代的殘酷，甚至窮困潦倒以致借宿勞動農民黨支部的辦公室。他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由關心性質的「考察」，轉而積極地投入運動，並組織新文化研究會，研究並宣傳馬克思主義，走向一條迥異於與其他臺籍留學生的道路。

這段參與運動的留日時光，不僅是楊逵左翼「思想的實踐」，也讓他在這之中不斷修正、形塑自己對普羅大眾與反抗路線的看法。1927年，楊逵返回臺灣，處女作〈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剖面〉獲得雜誌刊載，被研究者認為是其成名作〈送報伕〉的藍本。

這篇小說，不僅是他首次將心目中的「新文學」付諸行動，同時也揭示了他日後創作的關懷核心：「只盲亂、沒有出路地勞動」著的勞苦階級。

1928年楊逵屢屢接到島內社運夥伴的支援請求，再三思量下，決定中斷學業，奮不顧身地跳進臺島的激烈抗爭中。當時臺灣受到日本國內情勢的牽動，工農運動、文化運動、政治運動方興未艾，而楊逵回到臺灣的第一件事，便是協助臺灣文化協會的巡迴演講。

不久後，他轉而加入臺灣農民組合，協助在土地、林野調查結果中有爭議、可能被剝奪地產的農民爭取權利。在鳳山的講習會期間，他遇到了一生的愛人──葉陶。鑒於亮眼的組織能力與經歷，他被選舉為農民組合的中央委員，也被推舉為政治部長、組織部長兼教育部長，負責農民運動的核心工作，與擔任婦女部長葉陶並肩作戰。

就楊逵回憶，這段期間他為了策動農民、協助抵抗政府與財團的徵收，幾乎跑過三分之一的南臺灣鄉村。

儘管多次因此下獄，但楊逵不以為苦。然而，共患難的抗爭日子，很快就隨著運動路線的歧見，而逐漸消解。因為不滿組織對於嘉義山區竹林爭議的處理方式，而被農民組合除名；後來又因為不認同激烈抗爭的路線，與連溫卿一同被當時日漸激進化的文化協會，以不遵從幹部的指揮、與浮動分子勾結、忽視臺灣的農民問題等理由逐出。

1930年代前後，總督府對於異議分子與臺共的追緝、搜查愈趨嚴密，各類運動愈發無以為繼。他與葉陶在兩人婚禮前因一場運動被捕，卻樂觀地笑稱這是他們的「官辦蜜月」。

致力創作，推廣大眾閱讀

一度輾轉靠著撿拾柴薪維生的楊逵，這段物質生活極度潦倒、「米缸時常沒米」的日子，卻成為他精神最富足的時刻，專心創作了讓他享譽文壇的小說〈送報伕〉。

1932年，經賴和的推薦，這篇諷刺當局的小說刊載在《臺灣新民報》上，卻隨即遭禁。兩年後，他將這篇小說稍作修改，投稿東京《文學評論》雜誌，獲選第二名的佳績（當屆首獎從缺），成為了第一位插旗日本文壇的臺籍作家。

這讓楊逵在島內聲名大噪，甚至被推薦為霧峰林家的林獻堂作傳。後來在全島性的文學團體「臺灣文藝聯盟」成立機關雜誌（1934年）時，特地透過賴和牽線，邀請他擔任日文版的編輯。

這段時間，日本國內的情勢也在變化，日本統計出版圖書的《出版年鑑》，這麼概括了前一年的情景：「一、左翼文學的沒落。二、日本主義出版物的隆盛」。日本左翼作家與文壇開始思考並競爭「大眾」讀者的同時，臺灣作家也受到影響，將討論的重心拉升至語言及身分認同問題。

對於楊逵而言，文學應該能夠從心靈深處打動大眾的心，他認為「把真實的東西傳達給大眾是作家的目的」，甚至「好的文學」應該要讓文盲在聽到後受到感動。他於是在小說〈收穫〉屢屢被拒登後，轉而嘗試說書給勞動者聽，並獲得不錯的反應。

然而，因為這種普羅文學的主張，楊逵與《臺灣文藝》負責人張星建有了歧見，據說張氏甚至揚言「只要楊逵入會，他就不幹」。不滿於主編的專斷與過度干涉，也為了深化文學運動、避免受到資產階級報刊的影響，他於1935年另行創立了《臺灣新文學》。既試圖網羅各行各業的社會人士，寫出具「社會地圖」功用的報導文學，同時也標舉「臺灣文學」的名號，與言論緊縮的當局、可能附和法西斯的純藝術作品抗衡。

為了生計，楊逵後來靠著友人資助，「全力墾植首陽農園」。對他來說，這個取自伯夷、叔齊典故的田地，是在皇民化的年代裡「稍微能自由活動」的地方。《臺灣新文學》停刊後，他得了肺病，又因辦雜誌欠下了大筆債務，一度被告上法庭，經歷了「一生中最困苦的階段」。將近一年的時間裡，他只是專心種植，幾乎斷絕與外界的接觸，日常花費仰仗妻子賣花的微薄收入。

不過，轉機很快到來，隨著戰爭逐漸升溫，原本從中國、日本輸入書籍的管道，漸漸無以為繼。但民眾對於通俗小說的市場仍在，不少書店於是趁著這股熱潮趁勢大舉投入，為外地書缺乏的臺灣帶來新氣象，生意盛極一時。眼見大好良機，楊逵看見了「通俗」文學在出版及讀書的熱潮下的可能性，不僅親自出任出版社「臺灣文庫」的主編，更重新摸索「大眾」的路線。

對他而言，《水滸傳》與《三國演義》是通俗小說的典範，而喜愛這些民間通俗文學的讀者，自然成為他意欲接觸的對象。在黃得時翻譯《水滸傳》連載後，他也將《三國演義》改寫成了成通俗易讀的《三國志物語》。或許有以「民俗」與皇民化抗衡的意圖，也或許是嘗試以古諷今、教化民眾，但對楊逵來說，從事出版更重要的意義，大概是希望在如此時局，成為讀者「作為互相安慰、規勸、鼓勵的心靈食糧」，不僅鼓舞普羅階級，也激勵著戰亂年代的民眾。

主義」論戰的爆發，將臺日作家捲入了時代的泥淖間，楊逵也不得不面對忠誠的試煉，挺身為臺籍作家辯護。他再次解釋他心目中的現實主義文學：「沒有糞便，稻子就不會結穗⋯⋯這就是現實主義。是真正的糞便現實主義。」經過這場文學大辯論後，皇民文學的路線逐漸被確立，已經沒有人可以自外於「決戰」的體系。

後來甚至與張文環、呂赫若等一時之選的臺籍作家，被選入以戰爭後備勞動的臺灣人為題創作；由於現實經濟的窘迫，他只能「把作品當成避免餓死的糧食，有人來邀稿，就厚著臉皮寫」。儘管如此，就算被迫加入鼓舞從軍鬥志的藝能奉公會，楊逵仍試圖在作品中傳遞迂迴的抵抗。如劇作《撲滅天狗熱》與《怒吼吧！中國》都在響應國策的包裝下，傳達出帶有強烈暗示性的諷刺批評。

而就在他抱持著「臺灣要塞化的號令一響⋯⋯就是寧死不讓鳩巢被毀的攸關生死的敵愾心」燃起之際，收音機中傳來了天皇的聲音──日本戰敗了。

三民主義與新中國

據楊逵自稱，聽完玉音放送後，他彷彿全身心浸淫在「一陽來復」的喜悅，隨即將農場招牌的「首陽」替換成了「一陽」。他甚至試圖組織「臺灣解放委員會」，剝奪並取代日本警察的權力。同時，楊逵也號召友人創立了一支「新生活促進隊」，試圖效仿蔣介石1930年代在中國推動的「新生活運動」，來清理戰爭結束後的紊亂秩序及髒亂的環境，以期臺人自立自強。

在文化方面，他曾表示自己「對於中華文化⋯⋯所知不多」，為了消除臺人與新中國間的隔閡，除了在許多友人的濟助下，創辦宣揚三民主義的刊物《一陽週報》，楊逵也積極與中國來臺的文化界人士交流、合作，在國民黨軍方報紙《和平日報》擔任編輯的王思翔便是其中之一。他們陸續透過《和平日報》的「新文學」欄、《文化交流》等引介「祖國」與臺灣文化，協力進行兩岸文化交流與重建的工作。

另一方面，楊逵也出版中日文對照的「中國文藝叢書」，協助臺人藉此「學習標準語」及「理解認識祖國的文化，而且要哺育它，使它更高尚，更為燦爛」。除了出版他自己的《送報伕》、《鵝媽媽要出嫁》，也譯介魯迅、沈從文、茅盾等人的作品。楊逵熱愛且自行翻譯的《阿Q正傳》，更請來了中國知名版畫家黃榮燦設計封面。

然而，除了中文學不好，「拿起筆來就像阿Q畫圓圈，總是畫不圓」；他原先預期「我們都可以自由的生活」，以三民主義重建剛經歷過戰爭的殘破社會的夢想，後來也幾乎落空。他自言，戰後光是「寫幾個正經字卻要受種種的威脅」。他早先熱情地印發五千本、也獲民眾爭相搶購的《三民主義》，此時盡成廢紙，三民主義還被諧擬為「他媽的三眠主義」。

1947年，在此般高壓的社會狀態中，二二八事件爆發了。楊逵隨即在臺中發傳單沿街宣傳，還組織「下鄉工作隊」策動、組織年輕人，投入二七部隊的武裝抗爭。然而情勢隨即在21師軍隊登陸後逆轉。楊逵於是只能逃亡山中，靠著過去農民組合的戰友接濟，甚至一度嘗試偷渡中國，但還是難躲追緝。>

從二二八事件到火燒島

後來，二二八事件的審理由軍法移往一般司法，令楊逵夫婦在千鈞一髮之際免於重刑。這場突發意外導致楊逵許多熟識被捕、失蹤，但他對文學的熱忱毫無減損。

他在日語作家幾乎沉寂、禁聲的年代，仍孜孜矻矻地努力「推廣平民文學，提升大眾知識水平」。不僅答應擔任臺人文學社團「銀鈴會」的顧問，也出馬主持《臺灣力行報》新文藝副刊、創辦《臺灣文學叢刊》，為「跨越語言的一代」臺籍作家群提供發表園地。同時，他還積極地為屢遭外省文人攻擊的臺灣文學辯護，並努力作為牽起本省與外省作家兩端間的橋樑。

孰知，躲過了二二八酷刑的他，卻在另一次對弭平二二八事件以來的鴻溝、使「民族團結」所做出的嘗試裡，招來官方惡毒的指控。1949年初，在國共戰爭白熱化之際，楊逵受外省作家、編輯之託，起草、共同發表〈和平宣言〉，呼籲「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才得保持這片乾淨土，使臺灣建設上軌，成個樂園」。然而，臺灣省主席陳誠聞訊，卻怒道「臺中有共產黨的第五縱隊」。這導致楊逵在四六事件時被捕，並因短短數百字而遭遇十二年的牢獄之災。

在楊逵被帶往火燒島（今綠島）後，家中陷入經濟困境。家人勞碌打工維生的同時，楊逵每日也須進行大量的勞動與菜圃農耕。能讓他在這些勞動與違心之論中，稍感慰藉的，大概只有每周與家人的300字信紙來往，這是他少數維繫與外界往來的管道。待楊逵日後談及這段時光，仍經常流露怨尤：「這段時間，我的創作很少，我最有用的三十年因此『報銷』。」

壓不扁的玫瑰花

1961年出獄後，楊逵回到臺中繼續耕植花園，踏實地「創去一塊不受到干擾，而且不為生活而低頭屈膝的小天地」。往後十餘年的時間裡，他完全從公共場域銷聲匿跡，直到1972年，保釣運動正如火如荼，林載爵等青年學子在困頓中摸索前行之際，重新發現了楊逵。

後來，楊逵重回文壇，因為抗日的經歷而再次名盛一時，作品〈壓不扁的玫瑰花〉等文章更與七十年代臺灣社會標舉之民族意識相互呼應，被收錄進國中國文課本，為眾人所知。1985年與世長辭，享壽79歲。自稱人道社會主義者的楊逵，直至逝世前，仍不斷致力於透過文學，關懷社會大眾與實踐社會運動，活動不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