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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逵

1906年楊逵出生在的新化市街。這座日治時期已頗具規模的臺南小鎮,位處連結平原及山區的要道上。靠著父親經營的錫製品商店,他小時候的生活堪稱衣食無虞。

1915年西來庵事件爆發,楊逵那年9歲正是上公學校的年紀,完全地改變了他的一生。他在門縫中目睹搬運砲彈前往「剿匪」的日軍,又聽聞兄長與鄰居栩栩如生的描述,使他童稚而純真的心靈遭受巨大衝擊。後來在就讀臺南二中(今臺南一中)時,楊逵讀到《臺灣匪誌》,對書中針對西來庵事件的官方說詞感到不滿,再加上熟識的小販無故被警察打死,使他在恐懼之外,油然而生一股反抗的情緒。

在這段憤懣掙扎的時期裡,文學不斷地召喚著楊逵。他廣泛地讀了狄更斯、雨果、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法國大革命時期作家的作品。這些閱讀經驗,打開了他的求知欲,也使他萌生赴日求學的想法。

圖1. 1984年冬,閱讀中的楊逵。
圖片來源:楊逵文教協會

東京歲月,親身經歷時代的殘酷

除了求學之外,楊逵赴日的理由還有一個──他想從父母安排的童養媳婚姻中脫身。這項傳統的習俗,無法被受過新式教育薰陶、年輕氣盛的楊逵所接受。中學還沒畢業,他就隻身逃向東京,更在隔海寄回家的書信裡,強硬地闡明要切斷與童養媳之間可能存在的任何關係。

楊逵在日本期間,正好是各種思潮、運動勃興的大正民主時期。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導致人心動盪,再加上甫成立的蘇聯(1922年)及共產國際(1919年)推波助瀾,使得社會主義思想在這個風雨飄搖的社會盛行一時。楊逵自言他在這段時間「很自然地像被捲進漩渦那樣,傾向於閱讀那一方面的書了」。

為了糊口,只能過著白天打零工、夜晚上課的苦學生活的楊逵,陸續做過水泥匠、土木工和送報伕等苦力,親身經歷了時代的殘酷,甚至窮困潦倒以致借宿勞動農民黨支部的辦公室。他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由關心性質的「考察」,轉而積極地投入運動,並組織新文化研究會,研究並宣傳馬克思主義,走向一條迥異於與其他臺籍留學生的道路。

這段參與運動的留日時光,不僅是楊逵左翼「思想的實踐」,也讓他在這之中不斷修正、形塑自己對普羅大眾與反抗路線的看法。1927年,楊逵返回臺灣,處女作〈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剖面〉獲得雜誌刊載,被研究者認為是其成名作〈送報伕〉的藍本。

這篇小說,不僅是他首次將心目中的「新文學」付諸行動,同時也揭示了他日後創作的關懷核心:「只盲亂、沒有出路地勞動」著的勞苦階級。

圖2. 1927年,21歲的楊逵(中立者)攝於自日本返臺之際
圖片來源:楊逵文教協會

投身臺灣,與1920年代的反抗

1928年楊逵屢屢接到島內社運夥伴的支援請求,再三思量下,決定中斷學業,奮不顧身地跳進臺島的激烈抗爭中。當時臺灣受到日本國內情勢的牽動,工農運動、文化運動、政治運動方興未艾,而楊逵回到臺灣的第一件事,便是協助臺灣文化協會的巡迴演講。

不久後,他轉而加入臺灣農民組合,協助在土地、林野調查結果中有爭議、可能被剝奪地產的農民爭取權利。在鳳山的講習會期間,他遇到了一生的愛人──葉陶。鑒於亮眼的組織能力與經歷,他被選舉為農民組合的中央委員,也被推舉為政治部長、組織部長兼教育部長,負責農民運動的核心工作,與擔任婦女部長葉陶並肩作戰。

就楊逵回憶,這段期間他為了策動農民、協助抵抗政府與財團的徵收,幾乎跑過三分之一的南臺灣鄉村。

儘管多次因此下獄,但楊逵不以為苦。然而,共患難的抗爭日子,很快就隨著運動路線的歧見,而逐漸消解。因為不滿組織對於嘉義山區竹林爭議的處理方式,而被農民組合除名;後來又因為不認同激烈抗爭的路線,與連溫卿一同被當時日漸激進化的文化協會,以不遵從幹部的指揮、與浮動分子勾結、忽視臺灣的農民問題等理由逐出。

1930年代前後,總督府對於異議分子與臺共的追緝、搜查愈趨嚴密,各類運動愈發無以為繼。他與葉陶在兩人婚禮前因一場運動被捕,卻樂觀地笑稱這是他們的「官辦蜜月」。

致力創作,推廣大眾閱讀

一度輾轉靠著撿拾柴薪維生的楊逵,這段物質生活極度潦倒、「米缸時常沒米」的日子,卻成為他精神最富足的時刻,專心創作了讓他享譽文壇的小說〈送報伕〉。

1932年,經賴和的推薦,這篇諷刺當局的小說刊載在《臺灣新民報》上,卻隨即遭禁。兩年後,他將這篇小說稍作修改,投稿東京《文學評論》雜誌,獲選第二名的佳績(當屆首獎從缺),成為了第一位插旗日本文壇的臺籍作家。

這讓楊逵在島內聲名大噪,甚至被推薦為霧峰林家的林獻堂作傳。後來在全島性的文學團體「臺灣文藝聯盟」成立機關雜誌(1934年)時,特地透過賴和牽線,邀請他擔任日文版的編輯。

圖3. 1937年,第三回臺楊展臺中移動展會員歡迎座談會。楊逵於第二排左二位。
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這段時間,日本國內的情勢也在變化,日本統計出版圖書的《出版年鑑》,這麼概括了前一年的情景:「一、左翼文學的沒落。二、日本主義出版物的隆盛」。日本左翼作家與文壇開始思考並競爭「大眾」讀者的同時,臺灣作家也受到影響,將討論的重心拉升至語言及身分認同問題。

對於楊逵而言,文學應該能夠從心靈深處打動大眾的心,他認為「把真實的東西傳達給大眾是作家的目的」,甚至「好的文學」應該要讓文盲在聽到後受到感動。他於是在小說〈收穫〉屢屢被拒登後,轉而嘗試說書給勞動者聽,並獲得不錯的反應。

然而,因為這種普羅文學的主張,楊逵與《臺灣文藝》負責人張星建有了歧見,據說張氏甚至揚言「只要楊逵入會,他就不幹」。不滿於主編的專斷與過度干涉,也為了深化文學運動、避免受到資產階級報刊的影響,他於1935年另行創立了《臺灣新文學》。既試圖網羅各行各業的社會人士,寫出具「社會地圖」功用的報導文學,同時也標舉「臺灣文學」的名號,與言論緊縮的當局、可能附和法西斯的純藝術作品抗衡。

圖4.1935年6月1日臺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於佳里公會堂開發會式時合影。坐者左二為楊逵妻子葉陶(旁邊小孩為楊逵長子楊資崩)。
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隨著戰爭的陰影逼近,報刊雜誌的漢文欄相繼被廢止。《臺灣新文學》也在官方一再的干涉介入,與沉重的經濟負擔下被迫停刊。曾經因為新文學的引進與報章雜誌的勃興,而迎來的臺灣文壇前景,於此刻面臨了重大轉折。

圖5. 《臺灣新文學》1卷1號
圖片來源:楊逵文教協會

決戰時刻的大眾與現實

為了生計,楊逵後來靠著友人資助,「全力墾植首陽農園」。對他來說,這個取自伯夷、叔齊典故的田地,是在皇民化的年代裡「稍微能自由活動」的地方。《臺灣新文學》停刊後,他得了肺病,又因辦雜誌欠下了大筆債務,一度被告上法庭,經歷了「一生中最困苦的階段」。將近一年的時間裡,他只是專心種植,幾乎斷絕與外界的接觸,日常花費仰仗妻子賣花的微薄收入。

不過,轉機很快到來,隨著戰爭逐漸升溫,原本從中國、日本輸入書籍的管道,漸漸無以為繼。但民眾對於通俗小說的市場仍在,不少書店於是趁著這股熱潮趁勢大舉投入,為外地書缺乏的臺灣帶來新氣象,生意盛極一時。眼見大好良機,楊逵看見了「通俗」文學在出版及讀書的熱潮下的可能性,不僅親自出任出版社「臺灣文庫」的主編,更重新摸索「大眾」的路線。

對他而言,《水滸傳》與《三國演義》是通俗小說的典範,而喜愛這些民間通俗文學的讀者,自然成為他意欲接觸的對象。在黃得時翻譯《水滸傳》連載後,他也將《三國演義》改寫成了成通俗易讀的《三國志物語》。或許有以「民俗」與皇民化抗衡的意圖,也或許是嘗試以古諷今、教化民眾,但對楊逵來說,從事出版更重要的意義,大概是希望在如此時局,成為讀者「作為互相安慰、規勸、鼓勵的心靈食糧」,不僅鼓舞普羅階級,也激勵著戰亂年代的民眾。

圖6. 位在臺南市新化區的楊逵文學紀念館
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主義」論戰的爆發,將臺日作家捲入了時代的泥淖間,楊逵也不得不面對忠誠的試煉,挺身為臺籍作家辯護。他再次解釋他心目中的現實主義文學:「沒有糞便,稻子就不會結穗⋯⋯這就是現實主義。是真正的糞便現實主義。」經過這場文學大辯論後,皇民文學的路線逐漸被確立,已經沒有人可以自外於「決戰」的體系。

後來甚至與張文環、呂赫若等一時之選的臺籍作家,被選入以戰爭後備勞動的臺灣人為題創作;由於現實經濟的窘迫,他只能「把作品當成避免餓死的糧食,有人來邀稿,就厚著臉皮寫」。儘管如此,就算被迫加入鼓舞從軍鬥志的藝能奉公會,楊逵仍試圖在作品中傳遞迂迴的抵抗。如劇作《撲滅天狗熱》與《怒吼吧!中國》都在響應國策的包裝下,傳達出帶有強烈暗示性的諷刺批評。

而就在他抱持著「臺灣要塞化的號令一響⋯⋯就是寧死不讓鳩巢被毀的攸關生死的敵愾心」燃起之際,收音機中傳來了天皇的聲音──日本戰敗了。

三民主義與新中國

據楊逵自稱,聽完玉音放送後,他彷彿全身心浸淫在「一陽來復」的喜悅,隨即將農場招牌的「首陽」替換成了「一陽」。他甚至試圖組織「臺灣解放委員會」,剝奪並取代日本警察的權力。同時,楊逵也號召友人創立了一支「新生活促進隊」,試圖效仿蔣介石1930年代在中國推動的「新生活運動」,來清理戰爭結束後的紊亂秩序及髒亂的環境,以期臺人自立自強。

在文化方面,他曾表示自己「對於中華文化⋯⋯所知不多」,為了消除臺人與新中國間的隔閡,除了在許多友人的濟助下,創辦宣揚三民主義的刊物《一陽週報》,楊逵也積極與中國來臺的文化界人士交流、合作,在國民黨軍方報紙《和平日報》擔任編輯的王思翔便是其中之一。他們陸續透過《和平日報》的「新文學」欄、《文化交流》等引介「祖國」與臺灣文化,協力進行兩岸文化交流與重建的工作。

圖7.《一陽週報》〈「三民主義是什麼?」〉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另一方面,楊逵也出版中日文對照的「中國文藝叢書」,協助臺人藉此「學習標準語」及「理解認識祖國的文化,而且要哺育它,使它更高尚,更為燦爛」。除了出版他自己的《送報伕》、《鵝媽媽要出嫁》,也譯介魯迅、沈從文、茅盾等人的作品。楊逵熱愛且自行翻譯的《阿Q正傳》,更請來了中國知名版畫家黃榮燦設計封面。

然而,除了中文學不好,「拿起筆來就像阿Q畫圓圈,總是畫不圓」;他原先預期「我們都可以自由的生活」,以三民主義重建剛經歷過戰爭的殘破社會的夢想,後來也幾乎落空。他自言,戰後光是「寫幾個正經字卻要受種種的威脅」。他早先熱情地印發五千本、也獲民眾爭相搶購的《三民主義》,此時盡成廢紙,三民主義還被諧擬為「他媽的三眠主義」。

1947年,在此般高壓的社會狀態中,二二八事件爆發了。楊逵隨即在臺中發傳單沿街宣傳,還組織「下鄉工作隊」策動、組織年輕人,投入二七部隊的武裝抗爭。然而情勢隨即在21師軍隊登陸後逆轉。楊逵於是只能逃亡山中,靠著過去農民組合的戰友接濟,甚至一度嘗試偷渡中國,但還是難躲追緝。>

從二二八事件到火燒島

後來,二二八事件的審理由軍法移往一般司法,令楊逵夫婦在千鈞一髮之際免於重刑。這場突發意外導致楊逵許多熟識被捕、失蹤,但他對文學的熱忱毫無減損。

他在日語作家幾乎沉寂、禁聲的年代,仍孜孜矻矻地努力「推廣平民文學,提升大眾知識水平」。不僅答應擔任臺人文學社團「銀鈴會」的顧問,也出馬主持《臺灣力行報》新文藝副刊、創辦《臺灣文學叢刊》,為「跨越語言的一代」臺籍作家群提供發表園地。同時,他還積極地為屢遭外省文人攻擊的臺灣文學辯護,並努力作為牽起本省與外省作家兩端間的橋樑。

孰知,躲過了二二八酷刑的他,卻在另一次對弭平二二八事件以來的鴻溝、使「民族團結」所做出的嘗試裡,招來官方惡毒的指控。1949年初,在國共戰爭白熱化之際,楊逵受外省作家、編輯之託,起草、共同發表〈和平宣言〉,呼籲「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才得保持這片乾淨土,使臺灣建設上軌,成個樂園」。然而,臺灣省主席陳誠聞訊,卻怒道「臺中有共產黨的第五縱隊」。這導致楊逵在四六事件時被捕,並因短短數百字而遭遇十二年的牢獄之災。

圖8. 1961,楊逵的開釋證明書。
圖片來源:楊逵文教協會

在楊逵被帶往火燒島(今綠島)後,家中陷入經濟困境。家人勞碌打工維生的同時,楊逵每日也須進行大量的勞動與菜圃農耕。能讓他在這些勞動與違心之論中,稍感慰藉的,大概只有每周與家人的300字信紙來往,這是他少數維繫與外界往來的管道。待楊逵日後談及這段時光,仍經常流露怨尤:「這段時間,我的創作很少,我最有用的三十年因此『報銷』。」

圖9. 1961年,剛從綠島返台的楊逵(左二)。
圖片來源:楊逵文教協會

壓不扁的玫瑰花

1961年出獄後,楊逵回到臺中繼續耕植花園,踏實地「創去一塊不受到干擾,而且不為生活而低頭屈膝的小天地」。往後十餘年的時間裡,他完全從公共場域銷聲匿跡,直到1972年,保釣運動正如火如荼,林載爵等青年學子在困頓中摸索前行之際,重新發現了楊逵。

後來,楊逵重回文壇,因為抗日的經歷而再次名盛一時,作品〈壓不扁的玫瑰花〉等文章更與七十年代臺灣社會標舉之民族意識相互呼應,被收錄進國中國文課本,為眾人所知。1985年與世長辭,享壽79歲。自稱人道社會主義者的楊逵,直至逝世前,仍不斷致力於透過文學,關懷社會大眾與實踐社會運動,活動不輟。

圖10. 楊逵與孫女楊翠攝於東海花園
圖片來源:楊逵文教協會

參考資料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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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領域
  • 楊逵 Yang Kui
  • 1906-1985
  • 臺南出生 From 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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