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巨變下的絃歌少年

1929年9月6日，許常惠生於彰化和美。父親許五頂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後返鄉開業懸壺濟世，母親王冰清則出身鹿港郊商大家。許常惠對藝術和音樂的喜愛，除可溯自祖父許劍漁作為前清秀才，且父親亦好詩文的書香門第薰陶之外，小時候經常陪著祖母一起去看歌仔戲，以及兄姊動員參與和美元宵「拚燈」活動的經歷，也對許常惠影響甚大。1936年，許常惠進入和美公學校就讀，在校期間獲獎連連，品學兼優。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正式與同盟國開戰，同時日本國內也掀起一股排外情緒，不僅是排斥英美等交戰國籍人士，臺灣與朝鮮等殖民地人民亦受影響。在小學老師建議下，畢業後家人為許常惠改日本名「箕山晃」，進入基督教會創辦的明治學院中學部就讀。隨著日軍在太平洋的戰局被逆轉，1943年末日本政府閣議通過「學徒暫時動員體制確立要綱」，隔年3月再發布「決戰非常措置要綱」，下令國內中學以上學生皆須動員至軍需工廠勞動，戰爭後期的許常惠，遂從東京疏散轉至長野縣野澤中學，大部分時間都以學徒兵身分在飛機零件工廠中艱苦渡過。

二戰結束後，許常惠於1946年1月3日乘國際紅十字會的送還船返抵臺灣，進入臺中一中繼續高中學業。然而，戰後初期的臺中一中與其他學校情形相同，尚處於混亂的過渡時期，由於語言與習慣不同，外省老師與臺灣學生之間多有隔閡。在上課時間不多、又不會說國語的情況下，許常惠將熱情都投注於練習小提琴與閱讀文學作品，並曾在溫仁和、李金土及甘長波等人門下學琴。也正是先前打下的基礎與此時期的投入，讓少年許常惠在當時已成為臺中公認技藝一流的琴手，經常參與、支援地方管絃樂團及音樂活動的演奏。

1949年，高中畢業的許常惠進入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就讀。師院音樂系雖為當年臺灣音樂最高學府，但小提琴並非主修課程。所幸同年來臺擔任系主任的戴粹倫為小提琴名家，特別開設選修班，許常惠便隨戴粹倫學習小提琴，隨蕭而化、張錦鴻等人學習理論作曲。在名師指點下，原就對小提琴特別熱衷的許常惠技藝更加精進，甚至在師長鼓勵下萌生留學攻讀小提琴的念頭。除了在學期間所既受的訓練，許常惠之所以立定音樂志向，也受時代背景影響。在當時詭譎動盪的臺灣社會環境中，見證了現實無常的他，認為唯有藝術是永恆的，並期許以自己所擅長熟悉的音樂，使徬徨人心充實美善。1955年，25歲的許常惠通過了教育部第一屆自費留學考試，負笈法國深造。

留學法國，受西洋樂曲陶冶

從日治到戰後初期，許常惠除了是少數有機會學習小提琴的學子外，他的表現更是佼佼者，啟程赴法國前，甚至曾短暫擔任過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今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

1954年11月，許常惠搭上從日本橫濱經基隆前往法國的郵輪，經一個月的航行終於抵達馬賽港，轉乘火車直奔巴黎，進入法蘭克音樂院隨德李昂庫（Colette de Lioucount）學習小提琴。「藝術在巴黎就像洪水一般，排山倒海，使我覺得站不住了的可怕。」日後許常惠如此回憶初見法國音樂文化帶給他的震撼。感受到自身琴技的落差，同時意識到小提琴演奏僅在表現他人的藝術，無法滿足其內在創作發聲的欲望，亦無法達成他需要全面深刻地瞭解音樂的念想。

在環境衝擊造成的觀念轉變下，許常惠在1956年轉入巴黎大學音樂研究所，師事夏野（Jacques Chailley）學習音樂史，隨岳禮維（André Jolivier）學習作曲，並從梅湘（Olivier Messiaen）學習樂曲分析。幾位大師對許常惠影響極為深遠。除了期勉他研究中國音樂史，鼓勵他以西洋音樂技術為基礎，發揚自身傳統文化精神，尤其夏野教授「民族性的音樂也是最世界性的音樂」以及「要從事你們自己國家的音樂史為目標」的一席話，幫助許常惠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1958年，許常惠通過考試，取得巴黎大學音樂史高級研究班文憑。隔年，他根據在巴黎結識的朋友、日本女詩人高良留美子詩作〈昨自海上來〉而譜寫的女高音獨唱曲，獲得義大利國際現代音樂學會甄選比賽獎項。

「我們需要有自己的音樂！」

完成了五年的歐洲留學生涯，許常惠帶著一顆追尋自己音樂母語的心，啟程回到他出生的地方。1959年，他受恩師戴粹倫邀請，回到母校師大音樂系任教，並曾先後於國立藝專、中國文化學院、東吳大學、實踐家專音樂系擔任兼任教授，培養音樂人才。

1960年6月，許常惠在中山堂舉辦了首次個人發表會，成果毀譽參半，稱讚者認為許常惠帶來了新的精神與風格，批評者認為他所創作的無調性音樂猶如噪音。對此，許常惠並沒有氣餒或鬆懈。1961年，他率先發起「現代音樂運動」，陸續組織「製樂小集」、「新樂初奏」、「中國現代音樂研究會」等團體，不僅大量引介二十世紀作品，且結合本土作曲家發表新作，提供發表園地和機會，鼓勵更多新秀投入此領域，成就了往後數年間臺灣活躍的現代音樂創作活動。

「⋯⋯說起來也奇怪，又慚愧，我開始學自己國家的音樂不過是最近的事情，而且在外國巴黎⋯⋯這是何等的諷刺與不正常！」在留學巴黎期間，許常惠曾在日記中深切反省道。1962年，昔日師院同學、留奧音樂家史惟亮以〈維也納音樂節〉一文投書聯合報，向國內樂壇提出強烈質疑：「我們需不需要有自己的音樂？」得到許常惠發表〈我們需要有自己的音樂！〉公開響應，後來並與同樣回到師大任教的史惟亮兩人共同發起、展開了「民歌採集運動」，分東西兩隊展開全島大規模的民歌田野調查採集工作。

這場對於民間音樂史無前例的調查、採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蒐集了近三千首臺灣各族群的傳統歌謠，堪稱臺灣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開路先鋒。除了將採集到的民族音樂作為現代音樂創作的泉源，透過民歌採集的田野調查活動，以及「民間樂人音樂會」等推廣活動的舉辦，多位重要的民間藝人也因此被發掘、重視，如恆春民歌手陳達、布袋戲李天祿、歌仔戲廖瓊枝、客家八音陳慶松、客家民謠賴碧霞等。

在許常惠等人的積極奔走呼籲下，許多傳統音樂和表演藝術的優秀民間藝人逐漸開始受到政府與社會大眾的關注，並以設立民族藝術薪傳獎等行動，尋求民俗文化資產及民族音樂技藝的保存和傳承。

成立音樂創作發表組織與民間樂人的推廣，無非是為了使音樂藝術家的心血與生活有所保障。依循這樣的關懷路徑，許常惠意識到，如果著作權沒有被尊重和維護，所有的創作無法免於盜用剽竊。有鑒於此，他從1970年代初期便大聲疾呼音樂著作權觀念，成為臺灣最早的倡議者之一，期待為國內音樂家塑造良好的音樂發展環境。

許常惠對於音樂研究和創作的推動，在樂界影響深遠；其中，國際樂壇的跨國交流工作，或許是影響範圍最為廣泛者。許常惠有感於亞洲音樂家在民族、地理、歷史、思想、宗教及藝術等方面的關係密切，在音樂發展上卻一昧既受西方歐美樂壇影響而彼此不相聞問，因此萌生了組織串聯的想法。1970至80年代，臺灣在外交上接連遭遇重大挫折，國際關係逐漸侷限，幾成孤絕。有鑒於此，許常惠邀集日、韓、港等國音樂家，於1971年發起、1973年正式成立的「亞洲作曲家聯盟」，在文化國民外交意義上尤為重大。發展至今，亞曲盟已成為超過15個成員國與其他觀察員國家加入的重要區域音樂國際組織，致力宣揚亞洲作曲家對於回歸自身傳統，同時尋求亞洲音樂藝術共同美感與經驗的交流精神。

2001年1月1日凌晨，就在橫越新舊世紀之交，許常惠因腦瘤病變逝於臺北，享年72歲。許常惠以近乎社會運動家的熱情，投注畢生心力，為臺灣音樂開展寬廣多元的新領域。他的努力，如今已開枝散葉，為臺灣音樂帶來蔚盛的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