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他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潭子公學校，隔年同時考上臺中一中與臺中師範學校。由於父親認為師範學校的學費負擔較輕，因此呂赫若遵從父親的意思進入臺中師範學校就讀。而當時，正值政治社會運動蓬勃之際，呂赫若也因此受到啟發。

踏上文學創作之路

1934年，呂赫若從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分發至新竹峨嵋公學校擔任教職，同一年和林雪絨結婚。1935年，首次以「呂赫若」為筆名，在日本文學雜誌《文學評論》發表了第一篇日文短篇小說〈牛車〉，成為文壇矚目的對象，之後陸續在臺灣多家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暴風雨的故事〉、雜文等日文作品，成為當時臺灣新文學運動中一位重要的旗手。而〈牛車〉在隔年四月，與楊逵的〈送報伕〉、楊華〈薄命〉，同時被選入《朝鮮臺灣短篇集──山靈》。經由胡風翻譯後，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日治時代第一批被介紹到中國的臺灣小說。

而關於呂赫若筆名的由來，說法相當多元。一般認為是因為他崇拜朝鮮作家張赫宙，而給自己起類似的筆名，甚至有人進一步分析，「若」表示比張氏還年輕的意思；《呂赫若小說集》中文版譯者、郭琇琮醫師遺孀林至潔認為，「赫若」兩個字乃是擷取自他所敬佩的兩位左翼作家──其中一個為郭沫若，另一個則是朝鮮作家張赫宙；呂赫若的兒子呂芳雄，則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認為，「赫若」傳達了呂赫若「希望做一名赫赫有名的年輕人」的自我期許。

進行文學創作的同時，呂赫若對音樂亦相當有熱情。為了赴東京學習音樂，任教滿6年的呂赫若毅然決然地辭去公學校教職。1940年，到了日本的呂赫若師事當時著名的聲樂家長坂好子，期間參加東寶聲樂隊，演出〈詩人與農夫〉，前後約有一年的舞臺生活。此後數年間，對戲劇產生高度的熱誠，「要創作戲劇，很想為臺灣的戲劇運動做些貢獻」、「要以劇作家來立身」等心聲，反應在他的日記中。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政權移交予國民政府。在這百廢待舉的時代，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一方面試圖整頓舊有的習慣規範，另一方面也嘗試擁抱新政府的到來。對文學家而言，政治處境和語言轉換是一體兩面的問題，語言的使用代表著文學家的身分認同。因此，在戰後初期，臺灣社會掀起一股「學中文」的熱潮，象徵著民族文化身分的追尋，其中不乏許多文學界人士。同時，呂赫若也積極投入政治改造運動，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臺中分團籌備處股長。

然而，到了1946年，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指示要加強國語的推行，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希望減少日語和臺語、客語等語言的使用，甚至禁止使用日語。即使被這樣強硬的語言政策輾壓，也未影響呂赫若從事文學寫作的決心。同一年，呂赫若加入勇於直言批判的《人民導報》，擔任記者。在距離日本統治結束不到半年的時間，用慣日文的呂赫若便嘗試以稚嫩的中文，創作出〈故鄉的戰爭一──改姓名〉、〈故鄉的戰爭二──一個獎〉、〈月光光──光復以前〉、〈冬夜〉等四篇中文作品，是少數「跨越語言一代」的作家中，很早便能使用中文來創作的作家。

這四篇作品分別回顧了日治時期的殖民體驗，以及戰後臺灣社會的混亂現象，批判皇民化運動期間之社會怪現象的同時，也一面暗諷國民政府在臺推行的國語政策。尤其〈冬夜〉此篇短篇小說發表於1947年2月5日出版的《臺灣文化》二卷二期，描繪初戰後初期臺灣政治腐敗導致社會經濟凋敝、民中生活不易的情況，不僅顯示出呂赫若對政府的抗議，更忠實地呈現出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臺灣本島上緊張的族群關係。

轉向左翼思想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國民政府在全島進行血腥鎮壓，呂赫若對政府徹底失望，在苦思如何挽救臺灣於黑暗時局的過程中，轉向左翼思想。不僅主編左翼媒體《光明報》，甚至變賣家產，籌資創設「大安出版社」，期能透過媒體與傳播的力量，實踐思想改造與政治改革。

1949年，呂赫若擔任臺北第一女中音樂教師，並於中山堂舉行演唱會。當時，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已全面潰敗，撤退來臺。臺灣進入戒嚴體制，《光明報》被政府宣布為共產黨的地下報紙，呂赫若因而展開逃亡生活，反抗力量轉入地下。

然而，臺灣各地反抗勢力隨著政府的大規模搜捕，正逐步潰散。1952年，國防部保密局獲得一份「臺灣人民武裝保衛隊」的幹部名冊，循線追蹤，推測臺北縣石碇鄉的鹿窟山區藏有中共武裝基地，於是派出軍隊封鎖鹿窟山區展開圍捕，時間長達月餘。當時除了基地成員，遭到逮捕及酷刑逼供的村民多達八百多人。

鹿窟事件爆發後，呂赫若亦失去音訊，早前關於他下落與身故的說法繁多。而依據國史館於2020年12月發表的《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一書，新揭露的史料證實呂赫若從1950年8月26日遭受蛇吻到逝世，總共歷時8天半。與呂赫若同為鹿窟基地指導員的劉學坤，在這些日子裡一直陪伴呂氏，直至9月3日下午呂赫若辭世；透過他的紀錄，使世人得以了解呂赫若生命的最後時光。可惜的是，直到今日，依然找不到呂赫若的遺體。

呂赫若被譽為「臺灣第一才子」，在文學、音樂、戲劇各方面，均天賦才情。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具有高度的實踐精神，雖然英年早逝，卻體現了臺灣知識分子面對橫暴威權時的不屈精神。他在臺灣興行統計會社期間所撰寫的劇本雖未見流傳，然他的小說、隨筆等作品，主題環繞著農村變遷、農民處境、家族制度、女性命運和社會病態等，作品中處處可見其對臺灣的濃厚關懷，具有相當珍貴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