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地層序列、探勘礦脈、發掘古生物與史前人類遺跡，這些工作分屬不同專業領域，卻是林朝棨——第一位臺籍地質學家——眾多成就的一小部分。懷抱著對地質學的興趣與為國家工業貢獻的心志，林朝棨一生秉持「野豬精神」，為了實地考察而走遍山林田野，而他廣泛的研究興趣使其研究成果擴及多個學科，為臺灣地質學、古生物學、乃至考古學奠立良好的基礎。

師長啟發，踏入地質學界

1910年5月26日，林朝棨出生於台中豐原。他的父親林慈是中部地區最早的基督徒，在其陶冶之下，林朝棨的人生被基督教會的人際網絡、科學精神與對社會的關懷影響甚深。

就讀臺北高等學校期間，林朝棨在基督教青年會（YMCA）結識了地質學家早阪一郎。早坂一郎是日本古生物研究之父， 1928年受聘來臺參與臺北帝國大學以及地質學科的籌備工作。認識了早坂一郎以後，林朝棨發現涵蓋地層、礦脈和古生物研究的地質學內容有趣而廣泛，對人類的工業發展更是至關重要，立志為社會服務的他因而萌生研讀地質學的想法。

1931年，臺北帝大正式開設地質古生物學科，是今日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的前身。為了建立這所臺灣最初的地質學研究與教育機構，臺北帝大自日本延攬九位地質學家前來任教，使得林朝棨作為地質古生物學科第一屆唯一的學生，得以獨自徜徉在眾多師長提供的豐富學習和研究資源之中。

林朝棨在大學生涯中除了學習當時新興的地質學理論、實驗方法、以及東亞地質學的研究成果之外，還經歷了無數次的野外實地調查。不諳閩南語的教授為了順利與當地人溝通，通常會帶著林朝棨這位通曉地方語言的在地人士同行，他也因此在學生時代便累積大量的實作經驗。不過，1930年代的地質調查十分艱困，在當時臺灣西部的公路系統才剛有雛形的情況下，地質學家常需踏足的地點，如山地、河床和河岸，都需要他們在荒煙蔓草中開闢路徑、餐風露宿。紮實而艱苦的訓練，不僅為林朝棨的職業生涯奠定良好基礎，也令他多年後欣然同意回到母校——新京工業大學任教。

走過戰亂，返回母校服務

1935年，已畢業的林朝棨留校擔任助教一年後即離開校園，進入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礦業公司之一——台陽礦業株式會社。擔任地質士的兩年間，他對台陽礦業在瑞芳地區的礦產、地形與地質進行完整的探勘，協助規劃金礦事業的更新。這些勘查報告除了實現林朝棨為工業社會貢獻的願望外，更成為此後當地建設工程必須參考的重要文獻。

好景不常，戰爭的陰影很快便籠罩在這位年輕地質士身上，使他的人生從此走向另一條道路。首先，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使中日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大增，令原欲轉往中國煤礦大城山西工作的林朝棨望之卻步；其次，在日本政府積極推動「南方調查」的當下，師長們也十分擔心他是否會被徵召至環境更為惡劣的南洋。二十世紀初起，日本試圖以「南進政策」統領東南亞，除了掌控當地政經命脈外，更對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自然、人文資源作了詳盡的研究，而臺北帝大便是當時「南方調查」的研究與培訓重鎮。早坂一郎為避免他的得意門生被日軍徵召至疫病四伏、情勢詭譎的南洋探勘，便推薦林朝棨前往滿洲國的新京工業大學（現為國立長春大學工學院）擔任教職，開啟了他往後的教育生涯。

在滿洲國任教兩年後，林朝棨轉赴中國的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現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地理學系系主任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林朝棨本欲留在已紮根的中國，但在帝大學長、也是後來首位臺籍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鍾的勸說下，他決定回到甫更名為臺灣大學的母校任教，作為一位當時少見中、日、臺語皆通的學者，為外省人、本省人與日本留臺學者搭接橋樑。

 

披荊斬棘，開創地質學新局

從「帝大」到「臺大」，這所大學在政權轉換之下除了改變了名稱外，從使用語言到組織架構、甚至教學目標都與先前有極大不同。林朝棨具有帝大學生和臺大教授的雙重身分，又曾在中國擔任教職，是在巨變的大環境中少數能適應並連結學術斷層的臺籍人才。一方面，他與從中國來臺的地質學者共同規劃臺大地質系的組織與課程，以符合中華民國不同於日本的地質學發展方向；另一方面，他也持續與日本學者合作研究、翻譯論文，將日治時期以來臺灣地質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中文學術圈。同時，林朝棨也為臺大傳承了帝大時期的探勘經驗，認為地質學家該具備如野豬般親近自然的「野豬精神」，長年帶著學生跋山涉水進行野外踏查，將臺灣各區域的地質資料增補完善，成為往後學術研究、工程建設的重要參考。

在學院之外，林朝棨也以其專業協助臺灣各項重要的能源工程。1950年代開始，亟需工業資源的政府陸續推動多項礦業和水利建設，熟悉臺灣地質的林朝棨被延攬為顧問。他在50、60年代幾乎跑遍全臺，探勘煤礦、油田地質與山林、河川地形，並為工程的安全和效率提出科學建議，形塑政府的煤炭、石油挖掘和水庫工程規劃。

即使外務不斷，林朝棨仍沒有停下研究的腳步。1963年，他發表論文〈臺灣之第四紀〉，成為他對臺灣地質學的最大貢獻。涵蓋260萬年前至今的「第四紀」是地質史的最後一個分期，雖然第四紀僅是地球46億年歷史的極小部份，但林朝棨認為對人類而言，無論史前文化的遺址、現代地形的產生、甚至如今可利用的地質資源幾乎都屬於第四紀的範圍，因此學界應該更重視此時期的研究。

在林朝棨之前，僅有約十位學者專攻臺灣的第四紀地質，相關研究稀少而零散。他所作的〈臺灣之第四紀〉整理當時有關此主題的所有研究，包括自己三十年間在臺灣、澎湖各地的調查成果，將臺灣的第四紀細分為八個時期。不僅如此，他還仔細記錄了這八時期中臺灣各區域的地質分層、岩層型態與化石遺留，並從這些資料中推測臺灣近200多萬年間可能發生過哪些造山、沉積、火山和冰河現象。這些今日被我們視為常識的研究，在當時卻是臺灣地質學界的開創之作，除了確立林朝棨學術生涯的地位之外，更成為往後臺灣第四紀地質研究的根基。

多方學習，貢獻遍佈各界

事實上，由於地質學跨領域的特性，林朝棨的研究範疇擴及地質、地理、古生物與考古學等各種學科。就讀大學時，他所寫的第一篇論文便以臺灣哺乳類化石為題。返臺任教後，他長期採集、研究臺灣各地地層內的螺、貝化石，除了作為地層對比的依據外，他也對貝類的演化非常感興趣，因此成立中華民國貝類學會，至今致力推廣臺灣人對貝類的認知。

在考古學界，林朝棨同樣貢獻良多。由於第四紀正是人類活動的時代，他對研究史前人類的考古學因而有所涉獵。依靠他的專業知識，林朝棨在多年的野外考察生涯中，發現了數個石器時代遺址，從而促成許多史前文化的出土。其中最重要的發現，莫過於他與臺大人類學系宋文薰教授在臺東八仙洞合作發掘的遺址，當地距今約兩萬年的長濱文化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臺灣史前文化。

身為第一位臺籍地質學家，又對地質學、地理學、古生物學與考古學有廣博的認識，林朝棨自然成為政府編纂相關學術書籍的首選。從臺北縣志、臺灣省通志、中山自然科學大辭典到中小學地理課本，與臺灣地質或礦業有關的篇章幾乎都由他寫作或編輯。在科學資訊不甚流通的1960、70年代，這些書籍成了幫助臺灣人了解自身土地的重要典籍。

1985年的夏夜，高齡75歲的林朝棨在臨終前安慰親友：「上帝知道我年輕時爬山過多，要讓我休息了。」平靜地結束波瀾壯闊的一生。綜觀其生涯，無論在工程、學術、或教育面都不吝於貢獻己力：在公部門，他協助政府規劃水利、礦業工程；在學界，他提出開創性的第四紀研究，發掘化石及考古遺跡；在教育界，他為臺灣保留日治時期的研究成果，並編纂科學書籍，推廣地質學知識。林朝棨謹記自己為社會服務的初心，成為當之無愧的「臺灣第四紀地質之父」。

 

 

參考資料

1. 林朝棨，⟨臺灣之第四紀⟩，《臺灣文獻》14:1, 2（1963，臺北），第一期頁1-53，第二期頁12-51。

2. 林吳嫣嫣等，⟨林朝棨先生紀念文輯⟩，《演化》第八期（1986，臺北），臺灣大學地質系系學會，頁38-51。

3. 劉益昌，⟨台灣地質學界的前輩–––林朝棨⟩，收入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五冊》（臺北：自立晚報，1990），頁299-310。

4. 劉克竑，《台灣史前人》，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

5. 莊永明，⟨台灣第一位地質學家──林朝棨⟩，收入氏著，《台灣百人傳2》（臺北：時報文化，2000），頁184-205。

6. 林淑芬，⟨初代青年團契指導者──台灣地質學之父林朝棨⟩，收入鄭仰恩等編，《信仰的記憶與傳承──台灣教會人物歷史檔案2》(臺北：台灣教會公報社，2013)，頁497-504。

7. 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早坂一郎的研究生涯⟩，http://www.nadmgl.tw/history/detail.php?classid=2&submenu=2，擷取日期：2020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