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出生在臺南府城的林茂生（Lim Bo-seng），由於曾考上秀才的父親林燕臣，後來受洗於巴克禮（Thomas Barclay）牧師的緣故，因此他從小就在傳統儒學與基督教西方文化的環境中成長，而這也深刻地形塑了林茂生日後的價值信念。
林茂生在長老教中學期間的成績優異，21歲時獲英國教士會資助前往日本深造。從同志社中學到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期間，他的學識養成在基督教的基礎上，加入了王陽明與康德（Immanuel Kant）的色彩──認為「良知就是絕對的天」，調和了善與上帝間的關係，也讓他取得了個人內在思想的平衡。
1916年，林茂生以〈王陽明的良知觀〉取得學位，成為臺灣人第一位文學士。他以西方哲學的觀念分別從形而上、先驗與道德三個面向來分析漢語世界的思想，成了前所未有的嘗試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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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生同時啟迪社會
取得學位的同年，林茂生便回到臺灣，與黃俟命一同進入長老教中學任教。此時的長榮中學校是以西洋傳教士為主，加上少數的台灣人和日本人教師，林茂生便是校內少數的臺籍教師之一。因為他在地方的名望，後來總督府特別聘請他擔任臺南商業專門學校的教授，並兼任長老教中學教務主任。
根據當時就讀商業學校的吳新榮回憶，林茂生講課的時候總是逸興遄飛，課堂中信手捻來各種典故與思想片段，從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法國大革命史》到俄國文學絕無冷場，令他十分難忘。此外，在這個師生間全日文互動的校園中，能聽到林茂生用臺灣話分享自經歷與見聞，更令臺下學生振奮與欣喜。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後，他也應邀擔任多項講習會與夏季學校的講師。1924舉辦的第一屆夏季學校，林茂生在哲學課談的是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根據聽講者留下的筆記看來，他在精神與主體之外，進一步將人格的自立與self-determination（民族自決）相提並論。可見林茂生的思想是與時俱進、從未停滯的，在教學之外更不停止地思索這座島嶼及其上人民的未來。林茂生激昂雄辯的演講不但博得滿堂彩，更獲當時知識份子的崇敬，如黃旺成便在日記裡形容這些講習中「林茂生、蔡培火可謂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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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教中學到哥倫比亞大學
由於長老教中學始終未曾立案，學生的出路十分受限，林茂生在1924年發起「學校基金募捐運動」，以期獲得總督府的承認。主動擔任「學校後援會」會長的他，獲得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支持。除了霧峰林家、高雄陳家等大家族慷慨解囊，更有許多非教徒的地方人士響應，不出兩年，便已達到官方要求的十萬門檻。而長老教中學內的氛圍與人員組成，也在這段時間有了明顯轉變，林茂生因而十分振奮地表示：「過去猶如英國母會分店的本校，有逐漸轉變成本島之學校之傾向。」
1927年3月，林茂生41歲時，收到了總督府在外研究員的任命，要他前往美國或英國研究「英語學、英語教授法」。儘管或許是刻意要他遠離臺灣的政治環境，但林茂生仍因能繼續學習而欣喜不已。到了美國後，他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Teacher’s College）就讀，並在著名教育學者杜威（John Dewey）與門羅（Paul Monroe）門下學習。
當時，林獻堂恰巧計劃要環遊世界，林茂生原本打算同行，但後來因長老教中學的校務繁忙未果。不過，隔年3月林獻堂抵達紐約時，林茂生當仁不讓地出面接待，安排入住自己的旅館，並負責林獻堂在紐約市區及哥倫比亞大學的行程導覽。兩人暢談了好幾個夜晚，見到老朋友也讓林獻堂「一日之疲勞遂悉忘之矣」。
1929年，林茂生以《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成為臺灣的第一位哲學博士。在論文中，他一方面提出本土語言的重要性，一方面大力批評總督府的同化政策的反教育，期待藉由教育深根民主的精神，更「要求有平等的機會去發揮他們（臺灣人）最高的能力」，進一步深刻且精銳地延伸闡述其老師杜威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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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本位的教育夢」的第一次實踐與幻滅
學成回臺之後，林茂生至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今成功大學）任職；同時，他也重新擔任臺南長老教中學的職務，成為教務囑託與理事會第一位臺籍會長。但隨著九一八事件後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國民一體化」的建設成了首要之務，威脅到學術界自由開放的思想。什麼是國民一體化？簡單來說，就是將國家的意志貫徹在每個人身上，讓臺灣人跟日本人擁有相同的愛國情操；而學校學生也在這樣的背景下，被要求「參拜神社」。
當時，總督府規定私立中學如果想獲得官方的認可，就需讓學生參拜神社；但由於長老教中學是基督教學校，這項要求讓懷有信仰的教職員陷入兩難。英籍、臺籍的教職員為維護基督教的精神，不斷與日籍教師的愛國心相抗衡，使得情勢越演越烈。後來七名日籍教師以「無法施行身為日本帝國臣民之國民教育」為由作勢請辭，讓一場小型的校園糾紛登上報紙版面，演變成地方的忠誠問題。在臺南州教育課對長老教中學、女學校學生進行突發的「國家觀念的考察」後，引來《臺南新報》大力抨擊「對於作為實施本島人子弟國民教育之機關，卻以外國人為首腦的學校，絕對應否定其存在」。
在這之後，所有反對參拜神社的人士全都離職，林茂生更辭去了理事會長與講師，臺南長老教中學也迫於情勢接受改革。這所林茂生籌足立案所需經費，卻遲遲未通過認可的學校，最後卻被迫加入總督府的體制中，從人事到校務一步步「遵循政府之臺灣統治方針」。而林茂生準備建設「臺灣人的學校」、「臺灣人本位的教育」的夢想，也因此幻滅。
知識分子在皇民化時期的艱難
中日戰爭正式爆發後，臺灣進入了皇民化時期，1941年成立的皇民奉公會，便是要讓臺人與日人同心一體的表徵。當時最有聲望的林獻堂、陳炘、林呈祿等人都迫於總督府的要求加入皇民奉公會，處境艱難的林茂生當然難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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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了長老教中學的他，後來也被免除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教職。在生活的壓力與官方的迫使下，林茂生不得不應允擔任皇民奉公會的國民動員部部長，而同期的多位日籍幹部甚至是前幾年攻擊長老教中學的健將。處在這樣的窘境中，林茂生仍勉力不違讀書人的良心，在夾縫中試圖爭取臺人的生存空間──除了鮮少出席為官方宣傳的座談會，更時常在發言時暗示臺人政治地位過低的歧視問題，以及力保臺灣話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新政府，以及夢想的第二次實踐與破滅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戰敗之後，儘管傳言林茂生、林獻堂等人曾探詢臺灣自治、與中國只保持主從關係的可能性，但在10月25日於臺北的「慶祝臺灣光復紀念大會」中，代表省民致詞的他仍十分欣喜地表示「回復中國完全之自由」、「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此外，他更夥同幾位曾在《興南新聞》的臺籍記者，創辦了戰後第一份民營的報紙《民報》，試圖發揮監督新政府、建設「新臺灣的準繩」作用，並出任社長一職。
除了表露個人對中華民國的欣慕之外，林茂生更以行動表達支持──在收到代表國府前來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的羅宗洛關於「接收文、法學院」的請託時，林茂生慨然允諾，一反甫從美國留學回來時，面對當時臺北帝國大學總長(校長)的任教邀請時的態度。
原本以為可以重新一展抱負，孰知卻處處掣肘，從接收到校務規劃無不令他失望。除了大量留用日籍教師，更不新聘臺籍人士，使林茂生有了「光復的是臺灣，抑是日本」的質疑。而文學院長的人事也在陳儀與羅宗洛的爭執中難產，雖然由林茂生代理，但他也難介入校務規劃，只能在《民報》的社論中感嘆「臺灣大學當然是我們的大學」。
在「國民參政會」代表的選舉不公後，林茂生徹底對這個新來的政權失望，認為臺灣人「一夕之間又淪為二等國民」。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他僅出面要求不要傷害無辜外省人、並前往處理委員會呼籲，卻在3月11日中午從自己的住宅被載走，從此失蹤。
資料來源：陳儀「陳儀呈台北已見平靜正在戒嚴查亂徒，二十一師到齊即可向各縣市推進軍事當無問題」(民國36年03月13日)，〈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臺灣二二八事件）〉，《國史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2020.40/4450.01/038-1/052。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後話
儘管事後林獻堂四處奔走，但早就為時已晚。在陳儀呈給蔣介石的「犯罪者」名冊中，林茂生被控強力接收臺灣大學、鼓動臺大學生暴亂、妄想臺灣獨立。這些看似有所據的罪責，大多是被情治人員加工添附，只是為逮人而羅織的藉口。更有許多人認為他被捕的原因，其實是在《民報》的直言與揭弊得罪了官方。
資料來源：「參政林茂生失蹤一案」（民國36年08月16日），〈通緝暴動人犯〉，《內政部警政署》，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1010000C/0037/058/7/2-3/032。
在被帶走前不久，嘗試了各種方式改善臺人處境、為臺人找出路的林茂生，曾悲傷地對兒子表示：「（日本人）他們有意防止我們學習如何管理自己，或參加政治作業。更不幸的是，臺灣人只知道一種政治體制而已，那就是殖民的政府。」從建設臺灣人的學校到爭取臺人的自治，林茂生夾在兩個極權政府下的追求，從沒有真正成功；也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氣餒中，他更認識到他自己是誰、他正在為誰而奮鬥──「臺灣人」，作為一個主體的認識，也就在這個堅持的過程中逐漸浮了出來。這也是林茂生經過一次又一次「非國民」的受斥經驗與價值追索中，才真正體悟到的。
圖片來源：臺灣教會公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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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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