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棟看起來剛建好沒多久的屋子內，一簍簍茶葉置於地面上。人們忙進忙出，將一箱箱茶葉搬運上船。一個洋面孔站在屋內一隅，嚷著沒多少人聽得懂的語言。看著眼前的景象，正值少壯之年的李春生，想起兒時在廈門賣糖時看到的大船，以及當下所燃起的夢想：一定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如今，他踏在因開港而充滿商貿機會的臺灣上，正摩拳擦掌，準備開創一番事業。

上帝安排的買辦之路

1838年1月12日（道光17年12月17日），上帝讓李春生成為廈門一戶貧困人家的兒子。他的父親李德聲是替人擺渡的船工，一輩子賺不到幾個錢。困於家境，李春生自幼失學，還得賣糖貼補家用。然而，歷史的洪流賜予李家子弟翻身的機會。自清帝國與英國先後簽訂《南京條約》及《虎門條約》後，廈門成為通商口岸，貿易大興，洋商與傳教士紛至沓來。李德聲於這個環境中接觸到了基督教，並在1851年讓自己和孩子受洗成為基督徒。這個決定，影響了李春生一輩子。

李春生在當地教會「竹樹腳禮拜堂」，由蘇格蘭籍的宣教師亞力山大・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領洗。進入教會後，求知若渴的李春生不再只是抱著中國典籍自學。由於深知與洋商貿易的優勢，以及英語的重要性，他趕緊抓住機會學習英語，並時常在教會中與外籍傳教士及教友互動，甚至到香港學英文。

1857年，李春生被洋商相中，開始為和記洋行（F. D. Syme & Co.）工作。那時的人稱這些懂洋文、幫洋人工作的中國人為「買辦」。四年後，累積了一筆創業金的李春生，開了一間「四達商行」，做起了能夠「四通八達」的進出口生意。不料，起於1851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在1864年時蔓延至廈門，李春生的生意嚴重受挫。好在與其熟識的怡記洋行（Elles & Co.）老闆艾利士（Elles）出手相助，雇用他到安平、打狗收購樟腦，又於隔年將他介紹給和自己關係密切的約翰・陶德（John Dodd），而這段緣份也開啟李春生日後來臺經商的契機。

1860年中國與英、法、美簽定的《天津條約》，淡水港對洋商敞開雙臂，英國商人陶德趁此機會，於1864年來到淡水，幫怡記洋行和顛地洋行（Dent & Co.）做代理，進口鴉片、布匹，出口樟腦、茶葉。1865年，他與李春生在勘查臺灣的樟腦樹時，發現雞籠、艋舺與大嵙崁有農戶種植茶葉，且臺灣北部的環境適合產茶。於是，兩人決定從福建安溪引進茶樹，向香港上海滙理銀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Limited）貸款，投資農戶，使其擴大種植，再以約定價格收購，加以烘製包裝，販售至美國。這項投資相當成功。1867年，生意蒸蒸日上的陶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寶順洋行（Dodd & Co.）。

這段合作關係是李春生人生的轉捩點。為了協助陶德的茶葉生意，他在1865年代從中國搬到臺灣，並在這座島上落地生根。從此，李春生踏上了臺灣開港通商後帶來的貿易潮流，奠定日後成為富商的基礎。

 

買辦究竟是怎麼樣的「職業」？

那麼，身為買辦的李春生，究竟都做些什麼呢？

買辦主要的工作是溝通。當時洋商要與臺灣、中國貿易，受限於語言，自然需要懂得兩種語言的中間人協助。這樣的中間人會協助洋商與原料供應者或華商溝通，以取得或販售貨品，這就是買辦的角色。

李春生對於陶德茶葉事業的協助，就是向茶農談妥資金借貸、擴大種植與收購等合作條件，以確保茶葉供應。1869年，李春生利用一艘半的飛剪式帆船裝貨量，載著總共213噸貼有「福爾摩沙烏龍茶」（Formosa Oolong-tea）標籤的茶葉，運送至美國紐約販賣。不過，臺灣的烏龍茶能夠在美國市場販售，也有賴陶德和美商建立的關係。也就是說，臺灣的烏龍茶是在兩人攜手合作下，被推上國際市場。

當然，他做的還不只這些。陶德甫來北臺灣，在艋舺租屋作為商行，而後設立製茶廠，都是由李春生出面打理。不過，由於艋舺的商人與居民反對外國競爭對手「入侵」自己的地盤，兩人最終搬遷至大稻埕。

表面上看起來，買辦很像洋商的「小助手」，受其聘僱，為其做牛做馬；實際上，洋商生意的成功與否，往往依賴與買辦建立的合作關係。有錢的買辦不僅懂得當地的語言、文化，又有人脈或產業，自然是資金拮据、員工也不足的洋商巴不得合夥的對象。至於出身較差的買辦，也可以透過替洋行辦事，累積財富，再開創自己的事業，最終成為大商賈。李春生就是在替洋行工作時，累積資金與人脈，之後自行經營茶葉的產製與買賣，建立自己的事業。

 

致富後，當紳商好忙！

清朝的紳商如同買辦，也具有一種「中間人」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協助朝廷傳達政令、推動公共政策與事業，一方面在民間社會濟貧扶弱，並向朝廷傳遞百姓的訴求。李春生由一介貧困青年蛻變成不缺財富與聲望的地方紳商後，深知此身份的義務，熱心參與公共事務，出資贊助公共事業。

1878年，他與來自板橋的臺灣首富林維源捐資興建臺北城，並被臺北知府陳星聚任命為臺北城築城委員，負責監督工程進度。1885年劉銘傳出任臺灣巡撫後，積極請李春生協助其執行各式新政策。像是1887年劉銘傳欲建造鐵路、修復於清法戰爭中被摧毀的基隆八堵煤礦場時，李春生均響應投資，還負責督造鐵路工程。

另外，為了吸引洋商來臺貿易，增加稅收，劉銘傳於1889年請李春生和林維源共同出資籌組「建昌公司」，負責規劃、建設大稻埕商埠，修築淡水河沿岸的堤防、道路（包含建昌街、千秋街、六館街），並興建洋樓，供洋商租賃。同年，李春生又被邀請擔任臺北府土地清丈委員，協助整頓地方財政，以穩固推行現代化建設所需的經濟基礎。1890年，為了降低當時臺灣對於進口布料的依賴，劉銘傳設置蠶桑局，由林維源、李春生分任正副總辦，在觀音山種植桑樹。由於李春生貢獻甚大，1891年獲得朝廷賞賜「五品同知」官銜及藍翎（一種以鶡羽製成的禮帽飾品）。

他的「紳商責任」也延續到日本入主臺灣之後。1895年，日本與清國簽訂馬關條約，前來接收臺灣。不願被日本統治的官紳組織臺灣民主國，欲以武力抗日。然而，其士兵難敵日軍，敗逃後遁入臺北城，劫掠百姓。百姓驚惶之下，請求李春生出面相助。長年從商、頗具國際視野的李春生，深知條約的重要性，清楚馬關條約一簽，割讓結局已定。於是，他與其他紳商、外國人士商量後，請禮密臣（J. W. Davidson）等人前往基隆，迎日軍入臺北城維護秩序。

日本統治之初，他出於責任感，和其他紳商向臺灣總督府提議籌建「保良總局」，並在各地設立分局，保護良民不受盜匪與素質不佳的日軍的侵害。他頗為欣賞日本明治維新，十分期待日本人以相同的方式來治理臺灣，以求社會進步，百姓安康，故曾告誡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閣下奉朝廷之命，統治本島，望以文明治法治之，春生所願在此。」

當時李春生對新政府的正面態度，為彼此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臺灣總督府於1896年招待李春生赴日旅遊，1897年4月頒贈紳章，10月給予「臺北縣參事」此一名譽職（1902年轉任「臺北廳參事」），1923年4月7日日本皇太子赴臺遊歷時，更頒授「從六位勳五等」旭日章。此些「友好的表現」也可以說是日本殖民政府攏絡紳商的手段。不過，聰明的李春生藉由這層關係，讓自己的家族和事業得以在新政權下延續、發展，不受殖民政府的阻撓。

其中在事業上，他取得了三達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的代理權，銷售煤油，賺進大筆財富。1908年，他投資了臺灣第一間半官方半民營的開發建設公司——臺灣建物株式會社（1916年更名為臺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成為四大股東之一，任監事一職。這間公司是臺北市區開發的要角，闢建諸如大正町（位於今日中山區內）、西門町等市街。1916年，李春生的家族甚至跨入了金融界。他的長子李景盛與臺北其他茶商合資建立新高銀行，以最大股東及頭取（即董事長）的身分，經營商業融資生意。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李春生不只是家財萬貫的富商，更是心繫社會的社會企業家。受基督教信仰影響，他樂善好施，一生中捐資甚多，尤其到了晚年，對於教會和學校的捐款數額甚是龐大，往往以千圓為單位（相當於今日的百萬日圓）。例如1897年，他捐了三百坪土地及兩千圓給「臺北日本基督教會」，建造供日本人禮拜的禮拜堂（今濟南教會）。他的捐款對象還有大稻埕教會、臺中中學、淡水中學及淡水女學校、澎湖貧困百姓，以及風災與水災的受災戶等，至於日本紅十字社、帝國義勇艦隊，也都曾接受其資助。

從紳商到思想家

商人和思想家很少被人聯想在一起，但李春生就是兼具二種身份的最佳代表人物。14歲至30歲是他日後思想的奠基期，透過基督宗教信仰、英語及商業知識，他獲得了不同於他人的思路與眼界。

熱愛閱讀的他，常藉由讀報關注時事，多次投書報刊發表評論，諸如《中外新報》、《萬國公報》和《教會新報》等。此一熱忱到了日治時期依舊不減，《臺灣日日新報》及其前身《臺灣新報》上都有李春生的文章。他的時事評論十分中肯、犀利，即早便指出日本對臺灣的野心。

李春生晚年，將事業轉長子李景盛打理。由於不用時時忙於工作，他以驚人的速度寫書、出書。他一生總共發表12部作品，如《主津新集》（收錄1873至1895年間撰寫的政論文章96篇）、《民教冤獄解》（本書有續編和續編補遺）、《耶穌教聖讖闡釋備考》、《東西哲衡》、《宗教五德備考》、《聖經闡要講義》等。由於他的思想受基督教影響極深，這些作品的內容多與其信仰有關。

李春生所處的時代是中西文化、宗教與思想碰撞之際，發生很多華人排斥洋教、殺死洋人的慘案。因此，他窮盡心力調和基督教與儒教思想，試圖證明兩者有相似之處，並以前者修改後者的「不足之處」。

他認為詩經和書經中的「天」、「上帝」是指基督教的神耶和華，相信繼承這兩部經典思想的孔子，也和他有著相同的信仰，相信世上有天堂與地獄。從現代的眼光來看，李春生是以基督教思想為標準，去儒學經典中找出相似之處或自己肯定的部分加以詮釋，將本無瓜葛的二者連結在一起。如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也曾透過類似的方法，來說服華人信教。

他曾於1901年被選為枋隙禮拜堂（馬偕創立的大龍峒禮拜堂被拆毀後，於1885至1886年所重建之禮拜堂）的長老。他對於傳教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認為傳教的成敗，端賴是否將聖經內容準確地以華人熟知的詞彙翻譯出來，例如：「神理」應譯作「天道」，讓人們更容易理解基督精神，並意識到基督教和儒教的思想是相通的。

李春生的基督教思想甚至還有一點經世致用的味道。他認為清末推動的現代化建設及其他富國強兵策略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中國不具有基督教信仰。如果想要在國力和外交上有所突破，便應從弘揚基督教的精神開始。

有人可能以為，李春生因信仰之故，全然拒斥重要的中國傳統文化——祭祖。事實上，他認為崇敬祖先、孝敬父母是極為重要的美德，並非基督教所批判的偶像崇拜，還在《家憲》中規定子孫要敬祖孝親。他唯一最拒斥的傳統是纏足，視之為陋習，禁止家族中的女性纏足，加入黃玉階發起的「臺北天然足會」，矯正時弊。

 

思想家眼中的新統治者

李春生宗教觀也影響了其政治思想，以及對於日本統治的態度。他認為基督的信仰是決定一國是否文明、人類能否存續的關鍵因素，因此在他眼中，信仰基督教的「文明之國」對於異教國家的征服與支配是合理的；只有當後者也信基督後，才可與前者平起平坐。他相信日本之所以能超越中國，是因為尊重國內基督徒的信仰，而臺灣在日本的統治之下，能進入文明之列。

1896年2月他受臺灣總督樺山資紀之邀，赴日遊歷64日。他將旅遊經驗撰寫成《東遊六十四日隨筆》，於當時的官報《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前身）上連載後，集結出版。這趟旅程是日本政府攏絡臺灣紳商的手段，也是凸顯日本偉大文明的一場大型展演，以求被統治者心悅誠服，協助殖民統治。在旅途中，李春生很欣賞日本的現代化工廠、建設、學校及博物館等教育機構，也認為亞洲能在日本的帶領下，擺脫被西方列強壓迫的困境。

不過，他對於現代化的憧憬並非由這趟旅程所激發。由於常跟洋人接觸，他很早便十分傾慕西方文明，並全力支持劉銘傳推行的現代化建設。甲午戰爭後，日本所展現的富強讓他意識到，日本是學習西方文明的重要途徑。因此，他在《家憲》中載明全族子弟均須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規定，並利用赴日的良機，將孫子和親友之子送至東京就學。這個舉動在當時的紳商中可謂少數。

讓李春生在保守紳商中更顯突出的是，他在日本因髮辮服裝而遭受侮辱後，毅然斷髮易服。這項看似「變節」的舉動，展現他追求西方文明、跟隨時代潮流的決心。他做為清朝的「棄地遺民」，自然地接受了異族統治者以及新的國族身分，但從未放棄對中國局勢與社會的關懷。

1924年10月5日，李春生以86歲的高齡溘然長逝。幾個月前，他才剛捐款1000元給淡水女學校。做為事業成功的買辦，他以茶葉貿易致富，推動了臺灣茶葉的外銷；做為信仰堅定的思想家，他以著述闡揚思想，成為二十世紀初臺灣少見的思想家。臺灣能一手賣茶、一手寫書的第一人，非李春生莫屬！

 

 

參考資料

1.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

2. 李佩蓁，〈依附抑或合作？清代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臺北：2013.06），20：2，頁31-76。

3. 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合編，《李春生著作集：李公小傳、傳記資料、相關大事年表》，臺北：南天，2004。

4. 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臺北：中正，1995。

5. 李明輝編，《近代東亞變局中的李春生》，臺北：臺大，2010。

6. 李黃臏，《臺灣第一思想家——李春生》，桃園：聖環圖書，1996。

7. 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等，《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二冊，臺北：自立晚報，1987。關於李春生的內容請參見頁11-25。

8. 陳正哲，〈20世紀初臺灣公益性住宅公司的誕生——臺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之性格考察〉，《環境與藝術學刊》（嘉義：2018.06），第十九期，頁65-84。

9. 陳俊宏編著，《李春生的思想與日本觀感》，臺北：南天：2002。

10.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臺北：麥田，2006。關於李春生的內容請參見頁187-215。

11. 黃頌文，〈寶順洋行的成立與北臺茶業經營之起源（1864-1867）〉，《史轍：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報》（臺北：2011.07），第七期，頁19-34。

12. 黃頌文，〈清季臺灣開港前後英商杜德及寶順洋行的崛起（1850-1870）〉，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2。

13. 駒込武，《「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關於李春生的內容請參見頁16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