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臺灣知名的化學家或科學家，多數臺灣人都會提到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不過，人才濟濟的臺灣，還有另一位世界級的頂尖化學家——翁啟惠。他的身形不高大，帶著一副斯文的眼鏡，說起話來慢條斯理、溫文儒雅，很符合一般人印象中的典型學者形象。他以質量俱佳的研究成果聞名於全球學界，在擔任中研院院長時，奠定了臺灣生技產業的基礎。他如同其他學界人士，往往不被大眾所認識，但其貢獻卻是臺灣社會不能忽視或遺忘的。現在，就讓我們來說說他的故事。

奮進的義竹子弟

也就是在這時，他開始對化學產生興趣。「我的實驗做得不錯，受老師誇獎。有人鼓勵，就會覺得有信心往這條路走。」翁啟惠跟化學結緣的過程十分單純，就是一個高中生，在某個科目表現不錯，受老師鼓勵。

當時任誰都不會想到，這個平淡無奇的機緣，為臺灣催生出一位世界級的化學家。

從「聯考失利的小子」變成化學家

1966年，翁啟惠考上臺大農業化學系。對於多數臺灣人而言，這絕對是「金榜題名」，但對他及家人來說，卻是聯考「失利」。

原本可以保送清華大學的他，在家人親友的影響下，決定考臺大醫學系。這個決定做的倉促，高三下學期時，才跟著醫學系從甲組轉至丙組（當年聯考首次設立丙組，並將醫學系改至丙組，任何想當醫生的人，都要以丙組的身分考試）。結果，原本最有把握的物理科換成生物科，因準備不足而考得不理想，自然就「落榜」了。

起初，翁啟惠因為對農化系的課沒興趣，想轉化工系，但偏偏對工程也興趣缺缺，就硬著頭皮，念完農化系。他後來意識到，自己不喜歡解剖實驗，可能不適合當醫生，而化學才是熱忱所在，因此結束服役後，回到臺大化學系擔任王光燦教授的助教和研究助理。

1972到77年，是翁啟惠奠定研究基礎的重要時期。當時臺大跟中研院有一套合作制度，讓大學教授可被中研院合聘為研究員，一邊指導學生，一邊做研究。王光燦教授合聘於中研院生化所後，翁啟惠也隨之到該所擔任助理員，研究蛋白質合成。1975年升任助理研究員，並進入剛成立不久的臺大生化科學所就讀。

王光燦教授對於實驗的要求很高，總是細心指導學生，清楚告知哪些實驗細節要留意。在他的帶領下，翁啟惠有了深厚的實驗底子，合成了許多不同種類的蛋白質，尤其是臺灣蛇毒中的心臟毒和神經毒，並與王光燦教授共同發表35篇論文。雖然評估研究成績不能單看論文數量，但如此豐厚的產出依舊證明了翁啟惠的潛能，讓他在1979年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學研究所「相中」，開啟了美國的求學之路。

31歲「才」赴美國念博士班，在翁啟惠及其同行來看是非常晚的。尤其，當他看到碩士論文的口試委員之一，竟然是自己的同學時，不免心生警惕：人家都當教授了，我怎麼還在這裡？

不過，可能因為長期投入研究，翁啟惠精準地抓住化學合成的趨勢。由於學界對蛋白質的掌握已經相當高，他認為沒有可開拓的空間，再加上社會掀起一波對於環境保護的浪潮，讓他轉而思考如何以不傷害環境的方式，合成其他複雜分子。當時，麻省理工學院化學系教授、同時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喬治・懷茲塞特博士（Dr. George Whitesides），正在嘗試以酵素進行複雜分子的有機合成實驗。由於酵素能在水溶液中進行合成反應，不需要使用有毒的溶劑、試劑，非常符合翁啟惠追求的目標，因此決定追隨這位享譽全球化學界及生化界的學者。

在短短的3年內，翁啟惠就拿到了博士學位並發表了20篇論文。為了追上同儕的腳步，他不參加臺美斷交之際掀起的留學生運動，也不出席與政治相關的活動，幾乎天天到實驗室報到。辛苦歸辛苦，但努力後的果實依舊是甜美的。畢業後，他隨即到哈佛大學做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再到德州農工大學化學系任教，4年後就升任正教授。這令人驚訝的速度，彌補了過去稍慢的步伐。1989年，他婉拒了史丹佛大學的聘請，接受以生物醫學享負盛名的斯克里普斯研究院（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以優渥的條件，聘請他擔任化學系奬座教授。在這所研究院的支持下，翁啟惠大展研究才能。

怎樣才算是世界級化學家？

講到這裡，大家可能有一點困惑：全世界化學家這麼多，翁啟惠到底是做了什麼，才會被稱作世界級的化學家呢？

是因為他發表了超過七百篇的論文？還是因為他獲得了20多個獎項，並獲選為中研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發明家學院院士、歐洲分子生物學院外籍院士及世界科學院院士？這些讓人不得不戴起墨鏡來瀏覽的「金光閃閃」的經歷，當然能證明世界級化學家的名號絕非空穴來風。可是，一定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才能讓他獲得來自四面八方的肯定。

這就要從1983年他到德州農工大學化學系任教時從事的研究開始說起。早年研究蛋白質的他，深知同樣身為生物界三大分子之一的醣分子（另二個是核酸及蛋白質），依舊是生物醫學界的「神秘客」，科學家對其運作機制了解十分有限。醣分子在細胞表面會跟蛋白質或脂肪酸結合成醣蛋白或醣脂，是細胞上的樞紐，能讓細胞與其他細胞接合、產生作用。像是精子、卵子的結合就有賴其上的醣分子，人類的血型、如何被病毒入侵、癌症細胞擴散，也都跟醣分子有關。

醣分子如此重要，科學家自然需要有大量的醣分子來進行各式研究。可是偏偏不論是分離方法、化學合成，還是透過生物方法來取得醣分子，都非常困難。於是，翁啟惠在德州任教期間，鎖定了醣分子。為了合成醣分子，他首先要做的不只要找出能夠作用的酵素，還要能產出這樣的酵素。因此，他以酵素結合當時剛出現的遺傳工程技術，透過被植入酵素的大腸桿菌，產生能夠合成新分子的新酵素。

之後，他將能夠活化單醣，以及能連結單醣的酵素放入鍋子中，使這些物質運作，合成寡醣。這就是他發明的「一鍋式酵素反應」，是人類首次、也是至今唯一能夠以生物方法迅速且大量的合成複雜醣分子的方法。不過，因為這種方法不易合成出非天然的醣分子，他又發明了「一鍋式」的2.0版「程式化一鍋式多醣合成法」，以化學方法合成天然與非天然的各式寡醣。這兩種方法合成寡醣的方式只要幾分鐘，大幅改進過去需要花1、2年的傳統作法。

翁啟惠的發明讓全世界的科學家可以取得足夠的醣分子，順利進行相關研究，並在此基礎上研發醣蛋白的合成、傳染病及癌症疫苗、癌症與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檢測與治療方法。他對醣類研究的貢獻受到國際學界肯定，讓他獲得許多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都拿過的美國化學會亞瑟科博獎（ACS Cope Award）、沃爾夫化學獎（Wolf Prize in Chemistry）。

要建立一個產業的基礎非常不容易，但他認為中研院每年拿了龐大的國家經費，應該要將一些重要的學界研究成果，透過技術轉移變成有益於社會的產品。再加上當時臺灣缺乏技術轉移的風氣，生技產業也沒辦法自行研發新藥和高階醫療器材，自然亟需有人登高一呼，指出方向，開啟產學合作的契機。

在他擔任基因體中心主任及初任院長期間，為了確保發明人的智慧財產權和專利權，他拿著和中研院公共事務組主任梁啟銘參考美國《拜杜法案》（Bayh-Dole Act）草擬的《生技發展條例》，到處奔走。他拜會了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國科會主任委員陳建仁，經建會主委何美玥以及立法院院長王金平。這部草案及其背後的概念深獲四人肯定，最終成了2007年頒行的《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為了創造出有利於生技業的環境，他在2011年推動修改規範過於僵化、阻礙產學合作的《科學技術基本法》，讓發明人擺脫過於嚴格的公務員相關法規，能夠以新創公司創辦人、董事和諮詢委員的資格，支持需要發明人一路陪伴、長期研發的生技產業。而其做法確實讓技轉得以在臺灣實現。

2018年完工的中研院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也是在他任內規劃出的空間。這個空間匯集了國內外生技廠商及政府推動生技產業的相關單位，讓研發成果可以更有效地與產業連結，來發展對社會醫療有重大貢獻的轉譯醫學及生技製藥。可惜，翁啟惠因2016年冤錯的浩鼎案在任內提早五個月下臺，沒能在任內看到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完工。

捲土重來的生技大將

2016年爆發的浩鼎案，是一起因技術轉移而起冤錯案件。翁啟惠在案件中，被誤以為利用職位貪瀆。在事件爆發、官司纏身的兩年多內，他為了釐清真相、捍衛清白，不只研究工作被耽誤，身心也承受了極大的壓力。所幸，2018年12月28日，法院釐清了事情原委，還給了他清白。

2019年5月，已經71歲，他受邀擔任美國加州聖地牙哥Scripps硏究院化學講座教授，最近也當選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會長，再次以其專業、聲望推動生技醫療產業。這次他希望結合生技業與臺灣的產業龍頭電子業，在能夠確保個人隱私的前提下，發展人體生物資料庫、健保資料庫，讓AI人工智慧來整理疾病大數據，以利相關研究與醫療產品的研發。

2020年年初，延燒全球的新型肺炎疫情爆發後，臺灣社會似乎也意識到生技產業的重要性，而中研院的團隊也不負眾望，研發了15分鐘即可檢測的快篩試劑。面對來勢洶洶的病毒，身為生技產業重量級人物的翁啟惠，彷彿戰場上的大將，堅毅且自信地說：「從疾病防治角度來看，我們需要自己的技術。我們不應該期待美國來幫我們，應該要自己建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