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溪上游的鄒族特富野大社石埔有小社，是高一生（Uongu Yata’uyungana）的出生地，他是日治時期少數就讀高等學校的原住民族人。1922年從達邦蕃童教育所畢業後，他繼續朝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升學，並獲得《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父母甚至於他的祖先應該是一輩子以狩獵維生的民族，沒想到他以優異的成績得到入學許可。」

一路念到臺南師範學校的他，除了翻轉了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也努力對外爭取鄒族同胞乃至整個原住民族的權利，讓家鄉的人們能過上更好的生活。矢多一生，使用這個進入日本教育體制後改的名字，並不意味著他拋棄了原有的身分認同，而是他在鄒族認同與日本同化下取得平衡的一個表徵──一方面希望引進日本的現代化與新式生活來幫助部落，另一方面又呼喊著民族認同與自治，為了處在巨大國家力量下的弱小民族而奮鬥。

圖1. 高一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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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教育下的鄒族菁英

16歲進入臺南師範學校後，高一生在接受現代音樂訓練的同時，也逐步受現代國民教育影響。畢業之後，他回到達邦教導家鄉的小孩，並教導學生傳唱自己譜曲的傳統音樂，以及在和風曲調的底子下詠嘆自然及自身歷史文化的歌謠，希望藉此讓年輕一代的子弟不致迷失在外來統治者的優越幻景中，而忘了自己是誰。

一直在追求現代化與守護家鄉傳統間擺盪的他，始終不斷地尋求讓天秤兩端得以平衡的方式。他利用自己兼作駐在所巡查的身分，大力矯正部落風俗，讓家鄉能變得更文明──儘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迎合了日本的同化政策。高一生率領著甫成立不久的達邦青年團，從清潔環境、革除室內葬，到服儀禮俗的調整與破除迷信等，進行各個面向的改造，強硬作風也讓他得罪了不少族人。

此外，由於是少數接受高等教育的原住民，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的他，自然是來到阿里山的日本學者合作首選。高一生十分積極地協助鄒族的文化保存與民俗整理：1927年，幫忙蘇聯語言學家聶甫斯基（Н.A. Нeвский）整理、翻譯特富野地區的語言與口傳文學，後也出版成《臺灣鄒族語典》；1943年，擔任日本民族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在鄒族地區的歌謠踏查助手，不僅協助將曲子翻譯成日語，更多次前往位在臺中的臺灣放送局協助錄音。

圖2. 高一生（前排中）與嘉義尋常小學校畢業時與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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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行與農業改造計畫

1940年，33歲的高一生兩度前往日本。第一次是5月時，擔任嘉義高砂青年團（達邦青年團是其中一支）的領隊，帶領鄒族青年一同前去日本參觀。除了神社參拜這類領會日本精神的行程，更重要的，是學習「農業改良」的新觀念，包含耕作的技巧與土質改良的方式，讓族人可以有更穩定的生活。至於高一生第二次前往日本，是11月與林瑞昌（泰雅名為樂信瓦旦）一起代表高砂族出席奈良橿原神宮的皇紀二千六百年大典。

在《理想的家庭手記》中，他寫下了關於農業定耕的訣竅與想法，從馬鈴薯、棕櫚等作物該如何種植，到整地、施肥、除草等實務執行問題，再到儲蓄及改善經濟的方法，處處可見高一生對於家鄉改造所作的努力與付出。為了讓剛起步的農業不致中斷，他一直嘗試各種可能，例如他在手記空白處記下如何準備讓作物長得更好的有機肥：「為了製造堆肥，飼養豬、兔、雞是很重要的。」

如此努力的高一生，一直期待能有一天真正全面落實他的理念；幾年後他的確有了機會，卻也敲響死亡的喪鐘。

圖3. 高一生（前排右）與高砂青年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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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背棄族人

1942年，在皇民化運動的動員下，許多鄒族青年加入了日本高砂義勇隊，正準備航向南洋戰爭的不歸路。但作為巡查，本應輔導、鼓勵族人從軍的高一生，卻力阻未成年族人出征，不惜與上層起衝突。阻止的理由除了不忍族人赴死外，更不希望原本人數就很稀少的部落，會因男丁人口短缺而更加消沉。

戰爭結束之後，臺灣島上的政權有了轉變。正值壯年的他，主動改漢名為高一生，也藉由爭取第一任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與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以示忠誠。藉著三民主義和民族自治理念的共通處，高一生希望為族人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在國家體制下一步一步實踐、推動他的民族自治理念。

但在1947年，突如其來的全島激烈衝突後，讓統治者對這類分離主義的號召上緊發條。在二二八事件中，高一生因不忍湯守仁一再求情，放行湯守仁帶著鄒族壯丁下山去支援、保護嘉義市民，並出於人道理由而庇護了逃到山上來的平地漢人與外省籍的臺南縣長袁國欽；事件過後，他隨即出面自清，向政府投誠、繳回槍械。

儘管已經足夠謹慎，但高一生與泰雅族菁英樂信瓦旦致力推動的「高山自治縣」構想——「等高山族要一致團結，為高山全民的幸福，在和平交涉裡來設定出以高山族為主人公的區域⋯⋯亦即建立真正的高山族的平和境度」，卻還是讓他被盯上。

打造一座自治的集體農場

新美集體農場，或許可說是高一生所有理想的集合，一種烏托邦式的經營模式：藉由「以山養山」的方式，帶起部落的經濟與建設、改善族人生活。二二八事件後，他爭取到日治時期軍用牧場的使用權，改名為新美與茶山；政府也讓原本在滿州國工作、熟稔日語的劉劍秋，任吳鳳鄉公所山地行政指導，協助新美農場的規劃。

從高一生師範學校時期留下來的筆記可看到，他對自治及集體農場的理念早已有許多想法，例如他在筆記中寫到「吾村地方自治化，吾人不可永遠藉著官府之手發育成長。⋯⋯每一項目，藉著地方自治一一實現。理想自治的模範村，正在阿里山森林的山麓建設。」

為了鼓勵達邦、里佳等地的族人遷徙至有耕地肥美的新美集體農場，高一生創作了三首〈移民之歌〉，一再提及這裡平坦開闊的土地讓「平地人很羨慕」。為此他向土地銀行貸款50萬做為開墾經費，同時也協助籌備吳鳳鄉農會，使族人的物資來源與金錢貸款可以更順暢。然而，這也種下了他日後被控貪汙的遠因。

圖4. 新美集體農場幹部合影，前排左起依序為湯守仁、高正義、林瑞昌、賴啟眾、杜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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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黨、貪汙及傳言的背後

後來，由於雨季導致農場收成不佳，作物又因交通中斷難以售出，高一生難以如期償還農會的借款。而高一生在山區積極進行的整頓與建設，也成為國府在山地行政的隱憂與障礙，於是這項貸款問題就演變成掏空舞弊的指控。政府一方面派員抓人，另一方面情治單位也透過先前與高一生不合的族人在部落散發貪汙的指控傳單，一步步讓他在家鄉的形象掃地。

此外，與簡吉、陳顯富等人的接觸，也讓政府逐漸為高一生建立起一個想像的匪諜面容。這兩個人是日治時期的臺灣共產黨成員，戰後被中國共產黨在臺灣的省工作委員會吸收後，負責山地工作委員會事務，作為與「高山族」聯繫、進行再教育的對口。他們的落網，也讓高一生有了被羅織其他罪名的機會。高一生、湯守仁與林瑞昌等人，在知道被誣陷負責組織「高砂族自治委員會」（又稱「蓬萊民族解放委員會」）後，主動投案並再次繳回槍枝──孰料，這些先前未完全繳清的武器，使政府再度懷疑他們不誠。而官方佈下的眼線，如前述的劉劍秋及樂野國校教員、官方在當地的聯絡員等，早已在他們身旁暗中蒐集可作為叛亂證據的各類情報已久，正式逮捕不過是遲早的事。

然而，這第二次的自新，儘管涉及國民黨高度敏感的匪諜問題，卻罕見地獲得政府諒解，及後續其他反常的處置：如贈與許多禮物，甚至還獲蔣介石親自接見、蔣方良造訪達邦部落。這些餽贈引發了部分族人的不諒解，官方也因此有效地達到了分化部落內部的計畫。

圖7. 警局要求清查、沒收鄒族人所藏的武器。
圖片來源：「據電為鄉長高一生協助收繳槍械頗著勞績請予發獎等情」(民國40年11月28日)，〈追查山胞私藏武器〉，《內政部警政署》，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1010000C/0040/057.63/103/1/032。

死亡的陰影

1952年，政府以在嘉義市區召集「山地保安會議」為名，誘捕高一生與湯守仁等人下山，隨後將他們押送至臺北的軍法處看守所（青島東路三號，今喜來登飯店）審訊。「這些都是為了新美農場和吳鳳鄉的公益，故無所愧，因為我敢相信政府有一天會理解我的苦衷，更能知道我的潔白。」高一生在被逮捕後不久所寫的家書，透露了他仍認為自己的清白可以被寬大為懷的政府接納，也很快就能回到家人的懷抱。但他從沒想到的是，被通知下山開會只是藉口，他所搭上開往市區那班運柴列車前看到的風景，會是人生中對家園的最後一次回眸。

在獄中，唯一能夠撫慰他的便是記憶中的故鄉風景，以及遠方他最摯愛的家人。高一生在獄中創作的兩首歌曲，始終環繞著他所深愛卻難以企及的家鄉——「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在寂寞的黃昏時候／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越過森林／啊！佐保姬呀！是誰在高山的深處呼喚？」在這首寫給妻子春芳、以她為主角的〈春之佐保姬〉中，在在流露他對家鄉最深沉的眷戀。

1954年，高一生被判處死刑，在當事人始終缺席的情況下被審訊並判刑。處刑當天，關於高一生的貪汙案件才終於宣判，不起訴的結果後來被壓了下來，徒留先前散佈的汙名繼續在部落發酵。

圖9. 高一生等人的判決書，指出高一生等人因意圖顛覆政府之叛亂罪而判處死刑，財產多數充公。
圖片來源：「叛亂犯湯君等六名業已執行死刑茲檢附執行照片及更正判決」(民國43年05月11日)，〈湯守仁等案〉，《國防部軍法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2/3132329/329/1/002。